我谋生的学校,是我的母校。我生命中最壮实的那一段岁月,就这样无怨无言地给了她。
这是一所小得都不带任何姿色的小学校,学校原来是有多棵梧桐的,一棵,两棵,应该有七八棵,我还记得它们的位置,现在校门的地方,原来左右各有一棵,操场上也有三棵,西头的围墙边也有几棵。这些梧桐,若全部长到现在,撑开的树阴,足可以容得下几百号人席地而坐的。
二十多年过去,如今的校园被被周边的民房一点点挤压,已经小得伸展不开身姿了。学生多了,建校舍,修运动场,那些树就成了占位碍事的家伙了,于是一棵棵被斫去头,剃去枝,甚至连根被革除。
还算是幸运吧,当年的梧桐,毕竟留下一棵,留下了这些生命最顽强的代表。
其实它们本是没有成为树的可能的。1990年,我熟悉的一个年份,那年我们上初三。那是一个无钱无物的年代,要毕业了,我们不知道能送给母校一点什么念想,后来不知道谁提议,说是为学校栽些树吧。那时的学校,除了南边有两棵女贞,操场中间有一棵柚子树之外,我真不记得还有其它什么树。灰头土脸的学校操场,被雨水冲出道道沟渠,草似乎是园子的主人。四周还有几块荒地,我常常对着它们想,种上点庄稼,或是挖开一口鱼塘来,上课之余去伺弄这些家伙,该多有趣。
去哪里搞树苗来种,大家首先想到了去乡里的林站,林站就在街背后,有高的房子,有密的树,以梧桐居多。街上的同学说林站新近砍下了不少梧桐树枝,可以去驮些来种上。在此前,我还真不知道,就一个光枝干还能种活。大家真是热情,平日里上课睡觉的同学都来了精神,大家吆喝着,一伙儿去林站的柴火堆上搬回了十几根梧桐树的光枝,于是就呼拉拉地在校舍房前屋后干开了,男生挖坑,女生提水,七手八脚,七嘴八舌,这比上课可有滋味多了,忙活了两个课外活动时间,这十几根“光棍”便全部安排到了它们做梦都没有想过的地方。
初中三年,我当的最大的“官儿”就是劳动委员,每次劳动总是走在前头,干活卖力,种树的这样的活儿,自然也不例外了。后来,这些种下的光杆,全长成了树的形状,焕发了生命的气息。毕业后,也去学校看过几次,说句实话,主要是去看这些已经日见长高的树,也要看看日渐淡出芳华的老师。
一种生命,经过自己亲手种下,心便会有牵挂。很多时候,能做到对百事了无挂牵,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豪情,能拿得起放得下,而是我们对这些过往,是否曾倾注过沾满汗水,甚至泪水的心思。
再后来,种在校门口的那两棵梧桐,最先迎来再次被砍的命运,这个位置上就起了一座楼。这座当时最好的楼,现在有些落魄了。我想,过不了几年,它也该推倒,又要被新的楼所取代了。
那些碍眼占地的老树,都陆续地或长或短地走完了它在这所学校的生命历程,重又回到它当年被扛出林站的模样。
毕业离开,再到八年后回到学校站上讲台时,当年植下的那些梧桐,就在校园南边的一角剩下两棵了。一棵笔直些,只是主干没有长出多少,约四五米处,开出一丛茂盛的枝来,像极了顶着一头浓密头发的摇滚歌手。另一棵呢,则破了些相,根部往上不到二尺处,挺着个大大的瘤子,让它的身形从这开始走了些样。这颗“瘤”,怕是当年哪个顽童用砖头砸过,或是哪位猛汉用刀砍过,才落下这等病根来。
后来兜兜转转,进机关,出机关,到另一所学校,从另一所学校又出来,一晃差不多四年,再回来时,梧桐只剩下一棵了,有太多婉惜,就如自己的心爱之物,一个个被人掳去,毁亡,直至影踪全无。但也有一丝庆幸,至少还有这一棵梧桐保留着我与母校的联系。虽然校园已不是我曾经熟悉的样子,干净整齐,水泥地铺满曾经的黄泥地,还种了一行行从大城市到小乡村都在跟着种的樟树、桂花树,只是它们,似乎永远缺少滋养,总是那么黄不拉叽的,干细叶疏,没梧桐高大,也没像梧桐能给孩子们带来一片绿阴。
梧桐是是四季分明的树种,春萌芽夏抽枝,待到秋来,像小孩巴掌大小的三叉形叶,便开始由绿变黄,由黄变褐,最后由风一片片拽下,它就光着头,裸着干,枝条直直地指着天穹,立于寒冬,静待次年重来一场生命的追逐和热恋。
相比于四季常青之树,梧桐常惹来人们的嫌弃,嫌它春天掉下的绒毛,嫌它夏初落下的绿果,嫌它秋来飘荡的黄叶,嫌它冬日裸露枝干。可在暴风来袭,积雪压枝的时候,唯有梧桐不弯腰,不低头,它以牺牲自己的美丽,放弃取悦路人的表演,按自己的生命周期完整的演绎一季季芳华,一个个轮回。
与你有关系的人,终会离开,唯有那些沾染过生命印记的老树,旧宅,深巷,浅塘,那些回响过喜乐哀愁的生命况味,将成为定格的记忆,渗透进每一个内存日渐萎缩的头脑里,愈久愈厚实地恰如一壶香浓的陈年老酒。那些与我们生命有关的风物,如牵扯着风筝中那缕线,飞得越高,拽得越紧,若哪一天挣脱线的束缚,风筝,也就飞成了一张废纸,几片残骨了。
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山水流转,物华更迭,你能走出的是地域的限制,你走不出的,是家园的缠绕。
你站立的地方有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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