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人物志》：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是以观人察物，当寻其性质也。
第三回（一）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共情与悬念”，即该标题下的第二部分，是本节所意欲作出的解读。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贾雨村
“一笑作春风”，是深谙中国古典文化之丰富情意的美女老师，她在其作品《一曲流水红颜寞》中，对这首诗有一段精到的解读：
未卜三生愿，意思是不能预料自己对甄家丫鬟的心愿能否实现。三生，指的就是男女姻缘。频添一段愁，指的是团圆的月亮，增添了自己的烦恼。敛额指的是愁闷的自己，行去回头指的是女子离去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两次。可是自己如此倒霉的样子，孤身一人，形影相吊，羁旅他乡，如风中之影，哪里配找对象呢？俦，就是伴侣的意思。蟾光指的就是月亮，月亮啊月亮，如果你有情感的话，能否照到女子的住处，让她也来思念我呢？
单从文字功底来看，贾雨村这首诗相当有功力。特别是首联，一上来就是对偶句。这愁，是一段一段的，非常妙！
——摘自美女老师“一笑作春风”（简书号同）
贾雨村之所以能够走上通世之路，恰恰是因为他很好地应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上一节“通与不通”中，所提到的传统文化得以递续发扬的基底结构，亦即“生命情感的阐发”。从这一点说，贾雨村准确地领会到了世俗中的个体与集体文化命脉之间永远的“共情”与连接，也正是凭借这份文化上源远流长的“共情”能力，贾雨村“恰巧”地走进了甄士隐、林如海和贾政的视野中心，从而得赏识、获晋身。
当然了，这种赏识，除了意味着世俗成功的起始，也反映以科举为业的一种工于心计。如果说这里还包含了一些“招摇撞骗”，那这议论的生发，也并不意在对雨村作出言辞讽刺，而其重在揭露一种事实了——
作为孺子的贾雨村，若比照“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这首诗所透露出的的内容、气象以及吟诵环境来看，这似乎着意表达一些“学问半腹经世济用、苦闷半腹恨不得志”的傲岸与不满，而这在两种复杂情感的措置之下，似乎你我读者当期待雨村的一番不俗之举才对。
但实际上，贾雨村的志向实乃锚向了“读书不负功名”。所谓圣贤之书，在雨村看来，是一副必要梯子，通向权力的未来容身之所，所以对梯子的熟稔使用浸透着工具论的性质。既然容身是目的，文化是梯子，而梯子又是工具，那么文化自然也就是可以被游戏的对象了，这在“乱判葫芦案”事件，以及后来他的贾府幕僚身份里都已做了证实——这在雨村遂愿官场之时，文化已悄然进入了自身的进退失据，而文化中那原所应该内含的情感严肃性，则与雨村诗词中刚健气象的跌落早已严重不匹了。
贾雨村的人格发展是仅仅在“孤例”视向里作出书写吗？从两个方面的事实来看，第一，曹雪芹对贾雨村的人物交代以其个人经历为主，并无意于以其情感世界为故事情节的展开中心，而是在故事叙述结构中着意发挥其线索牵引作用，并围绕其晋身历程的演绎，从而在社会权力结构运动的交代上取得作品呈现上的平衡；第二，在整部著作中，作为善写角色聚集的曹雪芹来说，对贾雨村的刻画又足够形成孤例。这两种突出的叙事矛盾，都表明了曹雪芹之写贾雨村，其实是将其作为科举下的主流文人形象来写的，是曹雪芹的针对文人而意欲做出的某种价值突出。或者说，在曹雪芹的笔下，贾雨村代表了大部分文人的理想价值取向，亦即“博功名、渔私利”。
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这种文人心态，在《儒林外史》中为集体性的和更加多样化的描写，那样的文人圈子表现出了以权力为中心的繁复的竞争与合作。那么，作为同时代的《红楼梦》，对贾雨村的人物创作，就不仅仅是出于故事发展的偶然需要，而是作者欲要重点折射的社会形态了。这种社会形态的折射，自然就指向了科举下的文化源泉的遭受污浊与歧路了，而这，正是红楼梦这部著作的重要创作背景和它所以能够引发人的必要反思之因由了。
若要说起批判，贾雨村的最大可批判性，则是他所沉向“机会主义”的滑落。它所指向的事实，即是反馈了科举制对机会主义的无端激励。作为穷酸孺子来说，若不能腹有充分的情怀和奇异的际遇，那原本开放的本质生命，纵是才华洋溢，恐怕也要多数沿着由权力所预先设定的篡取逻辑，在科举的远途上争取一些虚幻的个人价值了；而那个原本瞄向“生命情感和人的理想”的传统文化，也只好眼睁睁地不解于机会主义下那匆匆的“过江之鲫”啦。
权力惯性下的机会主义，让宝玉是深有抵触。拒绝与贾雨村产生交道，拒绝贾政耳提面命的威严，是宝玉不以文化为中心的文化直觉。作品中，但凡如贾雨村一类的文化篡取者，宝玉常常已于百米之外，闻其浊气、捏鼻而过了。
若是以古论今，当下的柳智宇大有能力成为世人瞩目的科学家，但终于能够摆脱以科学为中心的人生困境，回归生命体验的本源，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益的启发了。这正如尼采所说，“科学是由现代社会所发明的一项新的巫术”，而横亘在生命原野里的科举，则是另一项欲要汲取人们精神的巫术了。
红楼梦里，既不乏以文化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也颇多个体命运中的“机巧”与“悬念”。这样的机巧与悬念，是机会主义下的激励和胁迫使然，是生命情感活力的迸发使然，是两种样态的竞争使然。在文化共情与个体命运的悬念里，人无法抛弃自己的理想，却也常常无以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贾雨村者，仅其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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