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朔（suo）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不向自然科学深入。”所以，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时期的学者，都是“以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的人文精神为出发，同时都对政治活动抱绝大兴趣。”“他们亦几乎多以参入政治界为发展其对人生社会之理性与抱负之当然途径。而讲学著书，乃成为其在政治上不获施展后之次一工作。”
有鉴于此，他们讲天文、讲音乐、讲医药，都是指向政治，都是讲仁义道德，讲政治原理。
即如隐论人物老子、庄子仍然不忘时时为帝国出谋划策，指导帝王如何统治人民，或者为人民指点迷津如何取悦于帝王。但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的时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战国学者他们虽然意气高涨，他们的实际生活，却依存于上层贵族，以寄生的形态存在。
所以知识分子遭遇政治的时候，多数只是成为政治利用的工具。虽然他们也明白自身的地位，但是他们却天真的认为，他们与官僚只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他们在被利用的同时一样利用政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现实往往是残酷的。他们在被利用中已悄然地被异化，失却了知识分子的本色。
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强大的顽固的制度机器。在这个机器面前，个人是渺小的，是不堪一击的。结果，他们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抛弃，两者都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最好的例子就是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对纳粹党的支持，自1931年起就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的讲座，讲座结束之际总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并于1933年4月离开了他在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在5月份加入纳粹党，在校长的职位上呆了一年。
海德格尔的好友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都崇拜海德格尔，认为海德格尔曾经复兴了真正的哲学思考。但是，雅斯贝尔斯看到了一个新的僭主进驻了旧友的灵魂，一股狂热的激情误导他去支持了最坏的政治独裁者，而后又诱惑他深陷智识上的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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