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金秋
在家写作
书房和读书没关系。
我坐在阳台的书柜前打字。写累了就点根烟，看看窗外。马路对街的工程车还在装泥巴，挖土机挖不停。媳妇每次不看电视不淘宝的时候，就很火戳，嚷着要去州长信箱投诉，因为工地挖机咔咔咔咔吵了快半年。听到总让人心烦意乱。快凌晨一点的时候，这个城市，似乎就只留下搅拌机灌水泥浆的声音了。
我算是自诩喜欢读书的人，却没个书房。以前租房，书只能摆桌子上，乱七八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自己的房子，一定装个书可以到处放的书房。书房至少纵横两排书架，像李敖那样有自己的分类方法。去年装房子的时候，要考虑父母们可能会偶尔来住，还有将来的孩子，客房和儿童房都要留着。只好勉为其难，在阳台一边设计了书柜，电视那一壁也打了能放书的架子，自己还买了个组装的小型书架。
虽然读书不多，但始终向往读书的样子，也向往将来孩子出生，睁眼睛就能看到书的存在，不至于像我一样，在他/她人生里的好长时间书都缺席。
“有电影里，女主角和人倾诉分手的原因：我们一直不结婚，以为可以保持在地板上做爱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做过，它太硬了。”就像很多人装了书房，以为可以保留读点书的可能性，却荒废了书房应有的功能。书房和读书没多少关系。
我虽然爱买书，常常买书如山倒，却读书如抽丝。我的藏书也并没那么多，有书房的目的不过是想能有个安静，无人打扰的环境，把自己关起来，与这个世界的喧嚣短暂隔离。
读书的速度远赶不上建房子。
2006年我离开兴义市，这个贵州地级市，去了北京上学。4年后又回到这个地方，2015年买了房子，2016年装修，2017年结婚，刚好三十。
小区门口交横的两条路，一条成了兴义城区三条主干道之一。我记得刚回来那会儿打车来这边师傅还不来，那时候叫果树农场，现在是离兴义中心几分钟车程的地方。
中国的任何一座小城，离开几年再回来，早已面目全非，变化太快。以前讲上海是不夜城，现在任何一个八线城市，都是。
处在互联网行业的人都知道，技术、产品更迭很快，我们虽然是基础设施建设单位，我来公司的2015年正好赶上大规模建设4G基站。今年就在储备5G站址资源了，据说1-2年后5G就要商用。
2015年我买房的时候，这个小城房价不到3000的样子，两年后好一点的已经涨到6000，几乎翻倍。赶上县里棚户区改造，好多老城区都拆掉重新建设，赔偿款一下子让很多人有了钱。
但是这儿的生活，依然很慢，跟刚回来的时候差不多。下班回家，百无聊赖，要打发时间，喝酒聚餐，KTV唱歌，打麻将，烧烤摊夜宵，不一而足。夜生活反映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怎么舒服怎么来，显然是这儿的一种生存能力。
小城的人们，一方面吐槽北上广堵车堵到爆，连贵阳也看不上，公务员依然是最好的工作，前不久的省考堪比高考；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恐惧机器人迟早取代自己的工作，焦虑快要从这个时代脱轨。总之，无论爆发还是焦虑，读书的速度都赶不上建房子的速度和修路的速度。
读书，也许是最好的逃离。
除了房子，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可以休息的远方。来缓解焦虑，忘掉琐碎。
小时候父母对我的唯一宽恕，就是读书。无论犯错，还是不想下地干活，读书是最好的借口。也只有读书可以免除劳役。有一次，我和我哥顶着烈日去山上地里摘茶叶，很快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跟我哥讲，我要回家看书，我哥虽然不情愿，还是放我回家了。比起读那些方块字，他宁愿留着地里。烈日炎炎，那种艰辛和我的逃避，一直是我心里的梗。多年后，母亲跟我说，这就是人不同命。
李静睿在《愿你的道路漫长》中写：“所有试图离开北上广，离开现有任何一种生活的人，我都鼓励他们，走吧走吧走吧，将要得到的，一定比将要失去的精彩，因为未知一定比已知精彩。这无可辩驳，永不落空。我鼓励他们，因为我想鼓励自己，余生还有可能，去召唤直至重现那最美好的时光。”
我离开北京，逃离的却是不确定，奔赴的是确定。工作稳定啊，老家空气好，买房容易，走路或者开车上班都不会超过20分钟。
就像小孩对所有他们不知道的东西都充满好奇。只有读书，才能让一个成年人保持一份对世界的好奇，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远远多于知道。不像喝完酒，我最大，我最牛逼。心里能多一份虔诚。从读书中得到的，也不止是内心片刻的宁静，还有因不确定产生对美好的向往。
关于此，很多人讲过更好的话，“阅读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一台私有的时光机器，一个由心灵指引开始，但很快进入充满同情心及想象力的世界。”“我领悟到，阅读就像一把钥匙，能带我前往神秘领域、奇异境地和他人眼中的世界。”
我总得在每天晚上吃完饭，洗完碗之后，找个属于自己的时间，洗掉这一天的污浊和沉闷吧。
小镇青年，读书不是件好事。
大四寒假我从北京回来，那时贵阳正好有省移动的招聘，以为学的计算机通信恰好找到归属。那时候招聘是委托咨询机构做的。后来进入面试，面试官问我喜欢做什么，我说喜欢读书，其实正儿八经的也没读完几本，感觉上是喜欢，就讲了几本读过的书。结束的时候，面试官对我的评价是，你性格内向，所以喜欢读书。我后来明白，这种逻辑的尴尬，也是小城人们对读书最大的误解。
工作后不久，有一次跟省公司领导抽调的小组去全省巡检，一路上领导讲我书生气太重，不适合发展。现在看来，重就重吧。当时，一路地州的接待，我也不知道深浅，能喝多少酒。中途还因为喝酒胃出血进了医院。不仅没给领导挡酒，还成了累赘。
当然了，有些人既读书也能喝酒。我属于不能喝的一类，但是读书和喝酒也没有直接联系。
从外地读书回来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就像从国外读书回到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一开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北京不待，我总以北京堵啊，北京空气不好啊，北京买不起房啊之类的搪塞。实际，我至今才愿意承认，我是担心在北京混不下去。
作为一个小镇青年，公开表达喜欢读书，爱读书，是件危险的事。
英国平均150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以色列4500就有一个。兴义40-50万人，有2个图书馆，不过没听人去过。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店。不仅因为读书是没去处，要窝在家里的表现，也约等于不爱社交，圈子小，没资源。
时常有一种眼神暗示，你那么爱读书，读那么多书，你咋不上天呢？有两种尴尬，一是读书等于牛逼，你读那么多书，也不见得你有多牛逼嘛；另一种尴尬是，我不读书，也比你牛逼，在你面前就有不读书的优越感。
阅读，是和这个世界的和解。
梁文道讲，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我知道书的复杂性，却没有理解人本来复杂，这是多年来我与人相处错位的原因。
尽管有时被孤立，遭白眼，被人骂一天写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用。我亦不会忘记我开始走近阅读的初衷。
我最早喜欢主动阅读，是在大学。大一的勤工俭学是分配在图书馆，打扫卫生，整理书架，借还书，一周去3-4次。我想起第一次面对从A编类到Z的图书，第一次深刻地觉得自己渺小，在一排书架前站了很久。图书馆有一位很酷的老师，我每次去，他都和我聊读书，是我见过最博学最可亲的人。
北岛在《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中，讲述他与冯亦代伯伯的交往经历，“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应该人吃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
我虽然没有那样的机会，但图书馆是我在大学感觉最温暖的地方。我从那儿不仅可以拿到微薄的收入，够吃饭，免除上学的后顾之忧。还交到一生的挚友，其中有一位我喜欢的女孩，她是个爱读书的人。
读书，虽然是与喧嚣的隔离，也让我逐渐变得宽容，宽容贫富的差距，宽容人与人间的复杂。这是我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不是妥协，亦不是退缩。
2017年12月，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中提到了小镇青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逐渐渗透，小镇青年们的娱乐和消费方式已经逐渐向一线城市看齐。小镇青年在崛起。我相信，阅读的美妙最终会被更多的人理解，通过阅读，他们能找到与大城市缩小差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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