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余英时先生《先知中国》这本书中，许倬云先生作了一篇名为《巨变来临 我们如何自处》的推荐序，另外还有余先生的自序《特立独行的先知先觉者》。如果就这本书后续展开内容上来讲，许倬云先生的这篇序言相对要难理解一些。
许倬云先生对于余英时先生对于“中国先知系统”的梳理更多的是从“文明”这一角度来说明，而余英时更多则会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因为在《先知中国》中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是人类世界同期发生巨变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现在被我们定义为“枢轴时代”。在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五百年前后，东方的中国处在春秋战国时代，而在西方则处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这个时代又被我们称之为“古典时代”。当然在时间划分上可能不会那么精确，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东西方最初的文明与智慧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且这些文明和智慧之间不存在任何顺畅的消息互通，而这些文明与智慧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如果认识到“枢轴时代”的历史界定，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如阅读完《左传》之后，再对比李维的《历史》和普鲁塔克的《古希腊罗马英豪列传》，相信在这些历史细节中，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相似之处。尽管这些历史著述记载的是两块不同大陆的故事，但从人本身来看，何其相似也！
正如许倬云先生提出如何自处的问题，其根源还是在于对人的幸福的不懈追求。也只有人才会产生“幸福"这样的概念和追求。在如何过好这一生的问题上，人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幸福“到底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呢？
在李维的《历史》中曾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普鲁塔克显然认为这个有关”幸福”的故事乃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所以郑重其事的又复述了一遍。我们现在重温这个故事，的确可以看到这些先知先觉的人是如何为这个世界构建规则和秩序的。
梭伦是雅典公认的智者，他在出走雅典之后，周游环地中海的各个城邦。他来到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吕底亚。而彼时吕底亚的国王克里苏斯，已然成为小亚细亚霸主，他征服了众多的民族，掌握了大片的土地，建造了极致繁华的城市，王座宫殿中充斥了无数的财宝，生下了出类拔萃的儿子。对于梭伦的到来，克斯苏斯有意向这位朴素的智人展示他的成就与他自己创造的幸福生活。也只有梭伦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克里苏斯打开了王宫里所有收藏宝物的房间，让梭伦一一过眼。当梭伦从各处看完回来以后，克里苏斯问梭伦是否知道还有比他更为幸福的人。
面对这样一位穿着极其罕见的朝服的王者，梭伦并未表现出惊奇。梭伦的回答说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是他的同胞名叫特卢斯（Tellus）。这个人是个诚实的市民，子女都很善良，自己有足够的产业，为了保卫国家英勇作战阵亡在沙场。不过，克里苏斯还是再度问他，除了特卢斯以外，他知道还有那个人更幸福。梭伦很肯定的回答了另外还有两个已经死去的兄弟是更幸福的人。
这些回答让克里苏斯把梭伦看成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也是笨蛋，不仅没有拿金钱财宝来衡量幸福，竟然认为一个身份低下的平民，微不足道的生死比起权势和帝国更胜一筹。克里苏斯很生气地说道：“难道我就不够资格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吗？”
梭伦面对有些气急败坏的王者作了如下的回答：
啊！陛下！神明将中庸之道赐给希腊人，我们的智慧着重朴素的习性和居家的生活，无法表现出高贵的气质满足帝王的要求。我们无论处于那种环境之下，总是看到各种无法忍受的巨大灾难随之而来，所以在享受美好收获的时候，特别禁止产生侮慢之心，而且在时机仍然会发生改换之前，也不容许赞誉他人的福份；不可知的未来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每个人的运道都有无法预测的变迁；只有神明继续赐给恩典和德泽，直到盖棺论定才能称为“幸福”。一个人要是在活着的时候仍旧有陷身危险的可能，我们就到处以“幸福”的名义向他致敬，岂不像一个角力手仍在场中奋战，我们就用“胜利”的荣冠向他欢呼，让人感到缺少安全而且极不可靠。
这些伟大的国王与智者的会晤就这样不愉快的结束了。双方的会晤，留给克里苏斯只有刺痛的感觉，没有任何教益可言！
对于“幸福”的定义显然在克里苏斯和梭伦的心中是不同的。普鲁塔克在《古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中显然对于克里苏斯的记录没有留下多少情面。对于智者梭伦对于“幸福”的提醒和教益，吕底亚国王克里苏斯是在几年之后才恍然醒悟的，不过那时他自以为的幸福已经荡然无存了。
等到克里苏斯被居鲁士（Cyrus）打败，城市失守自己成为俘虏，定罪以后绑在柴堆的木柱上，要当着所有波斯人和居鲁士的面前活活烧死。克里苏斯仰天大叫三声：“啊！梭伦”；居鲁士听到非常惊奇，就派人去查问这个梭伦是什么样的人物或神明，使得克单苏斯在绝望的关头向他祈求。克里苏斯将这件事很清楚的交代，说道：
梭伦是希腊的智者，也是我请来的贵宾。他所说的话我不愿听，需要的教训也不想知道。在他向我说出什么是幸福以后，我希望他看到我当前的状况，成为一个目击证人然后让世人知道：幸福的丧失比起享受所感到的美好会带来更大的痛苦。过去我所得到的东西，就一般的看法不过是个人的财产，然而在失去以后给我带来难以忍受和真正的灾难。他的嘱咐是要看一个人的身后，无须对目前不确定的事物过分依赖，或是因而增长傲慢之心。他过去对我的推测现在都已实现。
当这些话对居鲁士说过以后，波斯国王比起克里苏斯来究竟算是一个明理的人，看到当前的案例可以肯定梭伦的行为规范，于是他赦免克里苏斯的罪行，终其一生都受到相当的礼遇。有些人提到梭伦的荣誉，在于他救了一位国王的性命，还使另一位国王得到教诲。
我们现从李维和普鲁塔克的记载中得知，对于“什么是幸福”这样的命题的追求，不仅仅是我们的，也同样来源于数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从他们遗留的故事和只言片语中，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幸福是那么的来之不易。如论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幸福都不会因此而变得简单和直接。
相比李维的优雅，普鲁塔克更加平铺直述一些。有关克里苏斯的问题和提问方式，如果换成《左传》中的语言，那就是“肉食者鄙！”。从这一点来看，左丘明、李维、普鲁塔克显然有着更为清醒的认知。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克里苏斯更像是一位蒙在鼓里的人，只有等到居鲁士敲响这面鼓之后，克斯苏斯才能从自己的梦中惊醒。
我所引用的文字及故事来自普鲁塔克的记述。只有仔细阅读这些保持着审慎和敬畏的语言时，我们也才会发现数千年之前的先辈们，对于幸福的探究要比我们更为认真一些。
对于到底“什么是幸福”，克里苏斯的提问和梭伦的提问都不曾涉及。相反梭伦对于幸福的认识更多的乃是基于“幸福是什么”的评价上。就像我们无权说“什么是幸福”，但可以大胆评价“幸福是什么”一样！在这一点上，梭伦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提示。
同样，在人的生命中，在何时来讲述“幸福是什么”可能是最现实的智慧和选择。时机不到，幸福也不会莅临。从这个角度去看，许倬云先生所讲述的“与时代自处”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一些了！
不过克里苏斯和居鲁士到底还是没有明白梭伦的教益，他们两人随后的命运证实了这一点。
克里苏斯在会晤梭伦之后厄运连连。他的出类拔萃的儿子在狩猎中被误杀，轻易挑起的不必要的战争，使居鲁士率领的波斯人占尽了他的领土，攻入了他的宫殿，洗劫了他的财富。缚在火刑柱上的克里苏斯，哀号着梭伦的名字。好奇的居鲁士问明了原委，变得怜悯起来，他知道自己正要烧死的，是一个曾经和自己一样好运连连的人，于是把他放了。接下来，好运连连的居鲁士也没有幸福地结束生命，按希罗多德的记载，在继续谋求霸业的战争中，居鲁士的首级被敌人割下，浸泡在盛满人血的皮囊里。
所以，对于“幸福”这个词语的定义及内涵只好先记录在文字中。至于有关它的解释，待后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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