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星期,我参加了三次葬礼,逝者分别是结拜兄弟的父亲、公司同事的丈夫、同业朋友的父亲。
兄弟的父亲,享年54岁,国家公务员;
同事的丈夫,享年39岁,财务工作人员;
朋友的父亲,享年61岁,无业。
为什么同时讲到这三个已故之人呢,因为他们都是猝死。
兄弟的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四天内辗转三个医院后,在省内最具权威的医院动了开颅手术,但大夫最终还是在手术之后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刚刚30岁的他,满脸胡茬,形容枯槁。一个身高1米85的壮汉,蹲在人满为患的医院角落,像一个落魄的流浪汉,绝望的干等着父亲在ICU里面断气。
朋友的父亲逝世的时候,只身一人在老家生活,当邻居发现他时,身体已开始变冷,而朋友当时正在600公里外的地方工作,朋友的母亲在他身边带娃。我不能想象朋友一路开车回到老家的过程中,怀着何种心情和滋味。
同事的丈夫在一天上午突然昏倒,然后被紧急送到医院。同事接到电话的时候整个人差点瘫坐到地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开车把她送到了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她丈夫最终没能抢救过来。同事今年刚刚34岁,孩子才3岁。我们看着她坐在医院的椅子上极力压低声音地哭,却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安慰她。
早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我就设想过父母作古的境况下,我该如何面对。但种种设想都没有结果,因为一旦想到我会没了父母,就已经难过的不能自已。
而近期参加的几次葬礼,都在提醒我已经到了很容易失去亲人,甚至是失去自己生命的年纪。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活了三十多年,好像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活着意味着什么,而死亡,就更加无法捉摸和参悟了。
王羲之在惠风曲水中感慨“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想必当时也冥冥中体悟到生命终有归期,且不受自我意愿的控制。生命必有终结,那终结之前的过程,意义何在呢。一旦入土,生前的财富、地位、名望、感情都将一并无踪无影,奋斗也好,消极也好,尘世间的种种态度,都不免成为一种无望的挣扎。
以种族的角度来看,生命的目的在于繁衍和传承,保证种族得以延续。作为人类这个种族的个体,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大前提面前,就显得不值一提。个体偶然性的存亡,对于种族的整体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这样想,好像除了生育下一代,活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想法。借用塞林格的话说:我们确实活得很艰难,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
虽然想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并没有纵身一跃从27层的楼里跳出去。对死亡和痛苦的恐惧让我想要好好地活着。
无论生或死,都是自然的选择。达尔文是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作为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一生中夭折了两个孩子,而他自己在30岁之后也进入一种疾病缠身的隐居状态。生命对于达尔文并不友好,他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恐怕并不如《物种起源》中的那么具有科学的逻辑。按照他自己的理论,个体的生死都是自然选择,淘汰劣势的个体,保留优势的个体。但夭折的孩子和疾病缠身的身体还是让达尔文饱受折磨,倍感困顿,甚至在科学协会准备宣读他的著作的时候,都丝毫没有兴趣参加,因为那时候他正在埋葬他因为猩红热而夭折的第二个孩子;面对缠身的恶疾,达尔文不断地寻医问诊,渴望得到完全的治愈,并采用了许多今天看来骇人听闻的治疗方法,不过多年的治疗并没有环节达尔文的痛苦。理性上,达尔文深信生命的自然选择理论,感情上,达尔文却在不停的同自然的选择做抗争。
及至临近人生的终点,达尔文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感到满意和幸福,但生命真的让我感到厌倦”。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接受自然的选择,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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