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是避讳谈死的，“老”因为接近死，也极少被提起，老人被称为寿星，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些喜庆的祝词下面，总隐隐透着的对于未知死亡的恐惧。
和一味为来生作准备的埃及哲学不同，中国的哲学倾向于实用方面，儒家的入世哲学自不用说，即便是玄虚的道家，也只是对已存在的事物进行解读，极少探究生命起源，人之生死这类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
季路曾问孔子死是怎么回事，孔夫子答了句“未知生，焉知死”，从此之后几千年断绝了儒士对死亡的好奇。就连由佛教发展而来的禅宗，也不主张对死亡的冥想，曾有弟子问神山僧密禅师，“请师父谈一谈生死之事，”僧密禅师说：“你什么时候死过。”弟子说：“我不曾死过，也不会死，请师父明示。”僧密禅师说：“你既不曾死，又不会死，那么，只有亲自死一回方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圣人，禅师都只教导俗世子民着眼实事，死亡的话题自然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然而，即便是动物，对于死亡也有着极为奇异的举动，大象在看到同类的尸骸时，会变得情绪激动，并以鼻子触摸尸体，嗅来嗅去好像在悼念死者，猫临死时会想尽办法离开主人，不会死在家中，已具有了智慧和感情的人类，又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终极归宿无动于衷呢？
我们的先辈在对待死亡上，似乎有着两种近乎极端的态度，极度怕死和极不怕死。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害怕死亡的，而表现的最为怕死的就是皇帝和贵族，他们太害怕失去人间的权势和享乐了。
晚年的秦始皇寻访不老仙药，想尽办法要成仙，《红楼梦》中宁国府的老爷贾敬，几十年不理族中事务，想练成金丹实现长生的夙愿，只可惜，“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在自然规律面前，无论在人间有着多大权势的人，都回复到了生来的平等。
齐景公看到大好江山，感叹长生的好处，晏子马上劝谏道，如果自古以来的人都不死，那么已死的太公、丁公将全占有齐国，桓公、襄公、文王、武王都被封为相，还有大王的地位吗？人终将失去对于岁月，权势的统治，把一切留给后代去享用。
怕死是人之常情，不怕死的人也不是真的不怕，只是险恶的生存环境逼迫着他们失去对生向往，死反倒不那么可怕了。
鲁迅先生曾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分为两种时期，为奴隶的时期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期，不断地改朝换代中，受苦的永远是老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即便生活在太平盛世，依然逃不掉沉重的赋税，死反而是种解脱。
虽然没有系统的宗教观念，但古时候人总相信，人死后，仍会投胎回到阳世，只不过是换了个身份，这也没什么可怕的。生活中还有那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可比死更麻烦。超常的生存条件造就了中国百姓非同一般的忍耐力，可凡事都有个极限，忍无可忍，也就是爆发的时候了。梁山好汉们本想做良民，却处处受欺压，不得已落草为寇，他们讲究兄弟情义，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不甚吝惜，孙二娘的黑店把人当“行货”，直接剐了做人肉包子，宋江要被砍头，众英雄前去劫法场，李逵手舞两把大斧，见人就砍，弄的是尸横遍野，我估摸着他们砍人时，也绝不怕死，反正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对死已经麻木的人自然什么也不怕。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对死亡比较敏感，魏晋名士处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司马氏专权，一不留神说错了话，就有掉脑袋的危险，所以当时文人聚会多为清谈，即便如此，还是经常无辜被杀，于是养成他们的名士派头，放浪形骸，不拘生死，可实际上，名士做派下掩藏的是惴惴不安的心，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道“死生亦大矣”，季羡林先生对魏晋名士们不怕死的态度也有一句评价，“如果真正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何必费那么大劲装疯卖傻呢？”可见，不怕死是假的，掌握不了命运的名士们，只能用怪诞去掩饰内心的矛盾。
我一直崇尚这样两种对待死亡的态度，一种是西方哲学家的态度，用哲学的思辨理智地分析死亡，蒙田说：“哲学即学死”，用人类的意志战胜对死的恐惧，更深一层的了解人生。另一种是中国近代老知识分子的态度，季羡林，萧乾，张中行，汪曾祺，这些走过战争和文革的老人，蹲过牛棚，挨过批斗，浪费掉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在步入老境后，又重新拿起笔，写下对人生的感受，萧乾老人在文章中多次写到，“我已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言下之意是剩下的时间都是赚到的，没什么可害怕的了，只求站好人生最后一班岗，季羡林老人写的谈老年的文章最多，《九十述怀》《九三述怀》《九十五岁初度》，这些文章透出的是老人渴望在有生之年多做些事情的决心，对不久将至的死亡，不回避，不故作高深，更多的是豁达和从容。这种人生态度是刻意培养不来的，它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博的学识做土壤。
想起一位女作家的话，大意是，如果人生是痛苦的，何必要再活一回，如果人生是快乐的，一次便已足够。死亡的宿命终不可改变，但若能真正清醒地活过一次，死过一次，也就该知足了。
（注:此为2013年旧文，发此留作纪念）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