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典父亲逝世三十五周年，母亲逝世四十五周年时，我的任是务撰写父亲的祭文，母亲的祭文由玉兰妹妹撰写。初稿在群里发表后，大哥委托我帮玉兰妹修改母亲的祭文，我一涉足，就不能自拔，抢了玉兰的风头，变成了主笔，无奈，写就写吧，这不是为母亲尽孝心的一次机会吗！写作中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总览了母亲的一生，经反复思考，定下了祭文的基调，初稿发表后，兄妹中对个别问句段提出了商确，征对这些问题，我再谈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文革初期，面对疯狂地打砸抢烧的所为“破四旧”风潮，对善良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人们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懵棍，把人们打得晕头转向，绝大多数人是凭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被这股狂风卷了进去，推着走的，并非理智地参与。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人陷入了迷茫、恐惧的思想情绪中。特别是“四类分子”和历史上有污点以及家里有“四旧”物品的人，担心自己被操、被整，所以不少人偷偷的转移、藏匿、焚烧自己家传的具有“四旧”嫌疑的器物。
父亲在盛世才的部队里当过兵，官至中尉副连长，属于一般历史问题，早有定论，当时的“公安六条”也说得清清楚楚。况且，在解放初期政府办的“敌伪学习班”上父亲已完全交待了自己的历史，而后参加工作，担任领导的。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一直是挂在墙上的，公开的，周围的干部群众都知道。在我们的亲戚圈子里，大都保存有父母亲的照片，大家都觉得很自然，并不违犯什么政策。文革中却暗地里将他统统付之一炬，家里父亲的照片一张都没留下，现在看来是儿女们的不幸和不孝，是天大的遗憾。这是因为当时母亲和在身边懂事了的子女没有认清形势，为了家庭平安，一时恐惧而造成的。恐惧的原因是迷茫，于是动摇自然产生了，对自己的动摇，对现实的动摇，对未来的动摇。当时我也恐惧，暗地里扔掉了父亲当兵时用过的西餐餐具和任骑兵连副时用过的牛皮挎包，觉得不毁掉这些东西，一旦操出来就会大祸临头。在当时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这种恐惧是自然而然的，是一种应急状态下的自我保护，是人和动物乃至部分生物遇到危险后，自我保护的反应，悼辞中出现“迷茫”、“迟疑”、“恐惧”、”动摇“、“一时不知所措”等词语，是当时母亲心理的客观反应，不会贬低母亲的形象，他反映了母亲对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的思想变化过程。相反会使人觉得更加亲切、更加真实，使母亲的形象更加高大。短暂的迟疑、迷茫、动摇、恐惧后母亲清醒了，更加理智、坚定了。她支撑着家庭，呵护着子女，照顾着丈夫，忍辱负重，“昂首挺胸”继续往前行了。
文革中好多人甚至大人物都怕了，有的自杀，有的三番五次的做检查，肉麻地歌颂文革，主席逝世后，他们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盘否定了自己以往的说法，为什么呢，除了两面派外，善良的人们主要就是害怕。而妈妈生来不会装腔作势，见风使舵，只有默默地忍耐、观望、等待。这正是妈妈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品德的体现。
文革那段岁月母亲是怎么度过的，她的内心感受是什么？对此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丈夫、长子命运的但有犹，对在外上学儿女的牵挂，对家徒四壁的经济（四清时把家产几乎一卷而空）状况支撑，对“历史反革命”家属压力的承受，对疾病折磨的抗争，对未成年的儿女衣食住行学的呵护与操劳，对“众叛亲离”的周围环境的忍受，这就是当时母亲所面对的现实。如此重压，由母亲一人承担，母亲的反应会是什么，表面上是“一如既往的参加会议，大胆发言，带病积极参加劳动，昂首挺胸地向前”。实际上是忍辱负重的抗争。此时妈妈的心里是最苦的，是愤懑的，最抑郁、最纠结的，对前景是迷茫的，他不理解世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昨天的贫农今天怎么一个早晨就变成了反革命，昨天还是红的，今天怎么一下子就变黑了，解放后一直跟着共产党减租反霸斗地主、分田地，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一切变革模范人物，旧社会的长工，今天为什么和地主拉在一起批斗？懒汉二流子之类为什么成了运动的主力......她审视自己的过去，眼看当下的处境，她无法回答，迟疑不解。考虑丈夫、长子的未来命运，再想想在外读书俩个孩子的安危，一个好好的家被弄得岌岌可危，风雨飘摇，她怕啊，她觉得更大的恶运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时找不到应对的办法，她迷茫了，不知所措，她只好做自我防护的事情，该烧的烧，该毁的毁，尽量的消除过去的痕迹，以保全丈夫儿女的安全和“即将破碎的家庭”。在当时的情况下，前途不明，吉凶未卜，有几个当事者不怕？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
在此期间我回过一次家，我见到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阳光和笑容，而是一脸的愁容和犹伤，言语也比以前少了许多。我临走时，母亲给了我三十元钱，说“娃子，拿去用吧，家里只剩这三十元钱了，以后妈妈恐怕再给不上了”说着背过身去抹着眼泪。这就是妈妈当时心境的外露。妈妈去世后，我才突然感到，当年母亲的那番话，就是向儿子的暗示。妈妈始终没有向儿女透漏过她疾病缠身的消息，直到去逝前夕。妈妈的性格是刚强而且柔韧的，她没有被邪恶吞噬，她慢慢的看清了，适应了，她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她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艰难的打发着那一段苦涩的时光。那是母亲一生中最苦涩最艰难的一段岁月，那段时间，母亲的生命在迅速燃烧，体力每时每刻都在透支，政治压力和歧视在无情的折磨她、打击她，刺痛着她善良、忠诚的心，父亲被“发配”到生产水磨房去看磨，几乎终年不能回家，母亲身边除了未成年的弟妹外没有一个亲人。可怜的母亲陷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境，苦水她宁愿自己吞咽，也绝不向自己的亲人吐露一丝半点，他表面平静，内心苦涩、思绪翻滚，难以宁静。至此，母亲的生活中已完全没有了快乐，只有牵挂、担忧、苦涩、酸楚、愤懑和抗争。母亲不说出来，这是她刚强柔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高尚品质所决定的。这一点我们应该看清楚。她身心疲惫，托垮了身体，终于没能顶住，年仅四十八岁她走了，带着对家人的眷恋，对未来的期盼...
文革中，母亲迫于形势，愤然将自已和父亲的照片付之一炬，没给儿孙留下她们的半点影象，每当想起，我们不但心里刺痛，也无颜向后辈交待。然而，这完全不怪她老人家，儿女们永远理解亲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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