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可能有点沉重，如果不是有意识地深挖这些隐秘问题，我们可能深受其害、身处其间而不自知。
第一，学校系统如何用亲家情景规划的方法为未来的动荡做好准备。
像所有机构一样，学校也为猜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持续不断地纠结。任何一个做过预算的人都清楚，实际发生的情况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让所有预测变得毫无意义。
怎么办呢?未来的很多事情都面临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的预测是相当有必要的。我们不能因为难做就不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阿特.克莱纳的研究表明：情景规划是一种规划未来的方法。它要求先不对任何一个具体预测结果做出承诺和投入，而是同时构想几种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更不要猜测最有可能的一种。
事实上，不论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如何，所有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出乎意料的“意外"，有助于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盲点。
在学校里，一个情景规划项目会占用规划团队一个学期甚至更长时间。那种只想在半天或是一个周末完成的情景规划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深入探讨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如果学校的领导层能认真地实施情景规划，就能提高管理层对于自己面对的现实的认识，以及对于这种现实继续进行下去的种种可能后果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在每一个不确定性发生的时候，管理层有果断而有效的决策能力。
第二，关于推断之梯的实践，最需要的勇气和信任。
教学一线的教师们可能不知道，教书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教师按照自己的模子去教育孩子。另一方面，人们越是努力想要强迫别人学习，就越是在限制他们发展的可能。怎么避免这方面的执念，就需要我们运用好“推断之梯"，真正理清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规律，杜绝主观臆断。
这项工作的关键就是勇气和信任，向他人学习的信任以及相信自己可以影响这个系统的勇气。勇气还意味着，愿意将自己放到弱势地位并敏锐地察觉到其他人处于弱势地位的感受。
第三，强者愈强的原理充斥校园。
麦克尔.古德曼说：每一年，一所学校的管理人员都要下定决心，让所有的孩子都获得同样的成功机会。然而，每一年总会有一些学生—常常是来自低收入居民区的孩子，似乎是被卷入了失败的恶性循环。他们来到学校的时候准备不足，一些教师觉得他们总是闷闷不乐。他们似乎无法融人学校的主流文化，他们说起话来与其他人很不一样，穿着打扮也总不大对头。尽管教育工作者们想要帮助所有孩子学习，但是学校系统本身似乎还是把他们区别为“好孩子”和“问题孩子”。最终，学校系统的有限资源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比如，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帮助所有的“问题孩子”，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被视而不见。
教师们很自然地就会把自己的兴趣和注意力放到“好孩子”身上。而那些“好孩子”也处在一个循环之中成功与赞许的良性循环。
在强者愈强这个动态模式中，两个正反馈循环产生了冲突。
在开始的时候，这两组人可能能力相当或者同样很有前景。但是处于“良性循环”的这一组人，更快也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获得成功的迹象。一个学生(或者一所学校、一种做法)越早被人认为，与其同辈相比获得了“成功”，就越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分配给其他人的资源就会越少，因此成功的良性循环呈螺旋式上升的速度也就越快。
比如说，你越是忽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把更多的时间放到工作上，你的工作时间相形之下就会获得越多回报，你就会倾向于在未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工作上。另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容易相处的孩子会获得更多关注，而一个让人烦恼的孩子就会较少获得关注。
这个动态关系也可以用来阐明，教育中的“文化资本”微妙而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只要是那两个正反馈循环连接在一起，“强者愈强”的这个动态关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良性循环”群体的进步，是以陷入了“恶性循环”的群体为代价的。
怎么做才能减少这样偏向呢？我们知道有三种策略，可以让这些人逃脱困境。
第一个策略是适应，就是采用每一种可能的方法投人“良性循环”之中——无论代价如何。
这种策略的实施往往以人们的自我认知和关系为代价，要求自己这样做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第二个策略是“打破规则”：将“恶性循环”群体的某些方面转化为成功路径。
比如，当主流文化看不起饶舌和嘻哈音乐的时候，从事这项音乐的音乐家们将它们变成了一种创造性的、成功的音乐流派。这种方法的启动点是，学会认知自己的优势和才能——即便主流系统没有这种认知，并且建立起一个人际网络，以便人们相互帮助，开发和测试自己的才能，最终以自己的标准回到系统中去。
第三种方法是提升整个动态系统的认知水平，寻求一个包容这两个群体的成功的总体目标，还要重新考虑成功是如何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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