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
可能很多人觉得，澳门不算是一个好的观光目的地，因为它很小。是的，如果不是16世纪中叶发生的一些事件，这里只是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海角，并不会引人注目。但西方在此遇到东方，作为东西方文明接触融合的见证者，澳门毫无疑问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如果1756年的法国举行的“籍田大礼”算是16到18世纪里欧洲中国热当中的一个顶点的话——那场典礼中国王路易十五小心的模仿中国皇帝——那么澳门可以说一直是这场热潮的引航员。
其实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其实自古有之。古希腊时期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处于陆地最东端，希腊人相信赛里斯是一个遥远而美好的国度。可惜之后很长时间，欧洲都处于文化低落的“黑暗时代”，对东方乃至中国的向往，也就停留在了想象中。
终于到了1271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朝廷度过将近20年回到家乡，出版了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国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使欧洲人有机会一窥神秘的东方国度。马可波罗向欧洲描绘的是一个金碧辉煌无比富庶的中国，使中国的形象第一次具体化了。《马可波罗》游记启迪了欧洲。
如果说之后的大航海时代就是为了寻找中国，其实并不夸张。向往东方的精神富足，寻求东方的巨大财富，找到驶往东方的航路，是大航海时代所有航海探险家的终极目的。在西班牙塞维尔市的哥伦布图书馆里，仍保存着哥伦布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很多证据可以显示，哥伦布是带着对中国的向往，才踏上航海的征途，他随身携带着西班牙的国书，希望可以和中国建立联系。虽然最后没有抵达中国，但是直到临终，哥伦布仍然相信他抵达的就是东方。
《马可波罗游记》也吸引了知识渊博又野心勃勃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他被人称为“航海家若昂”，极其重视发展航海。听闻了哥伦布的探险后，更是全力寻找前往东方的航路。他觉得存在一条不同于哥伦布的路线，认为非洲海岸不会一直向南延伸而没有尽头。若昂二世派出各路航海探险队南下尝试，最终葡萄牙船队成功绕过了好望角，发现了向北延伸的大海，找到了前往印度的航路。从印度出发，再不断向东探索，占领马六甲之后，北上终于接触到了中国。
当葡萄牙船只来到珠江口，此时广州城里已经住着很多撒拉逊人（阿拉伯人），在看到葡萄牙船帆上的红色十字以后，马上告诉中国人，这是弗朗基人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撒拉逊人称呼欧洲天主教徒“法兰基”，因为发不出出”R”这个音，所以念成“弗朗基”。葡萄牙征服马六甲的消息早已经传到中国，此时中国人对来者表示了相当的不快。
之前葡萄牙对非洲海岸的探索，看到的是一个气候极其炎热的大陆，和处于原始野蛮状态的社会。抵达印度之后，葡萄牙人看到的是信仰奇形怪状神明的、种姓等级森严的社会，并且认为印度人在道德、智力和体力上都低于自己。葡萄牙船队每到一处，就炫耀武力，冲动性的使用暴力，去征服当地。
但葡萄牙人在珠江口，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中国人是久已组成文明社会的民族，享有良好的秩序和治安，过着相当富庶的生活。虽然葡萄牙人认为自己在海上有优势，但是无论在人数还是实力上，都不是中国的对手。所以他们转而采取外交的方式，希望与中国通商。
中国对于西方人抱有很强的戒心。但是通商还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地方官员有时在开放港口，允许葡萄牙人做生意，但贸易结束后，必须马上离开。
至今这段历史虽然仍有争议，但是葡萄牙人经过各种努力，终于被允许在香山县南边的一个半岛上居留。那里早已存在一座受人尊敬的神灵，被称为“阿妈”。澳门在葡萄牙语里叫做“Amacao“，也就是”阿妈的港湾“。葡萄牙人把欧洲、印度、摩鹿加群岛的商品运到澳门，还用大量银币购买中国商品。很多来自印度的葡萄牙人纷纷来澳门定居，他们的子女在半岛上出生并成长。葡萄牙人有意或无意的阻碍欧洲其他国家和中国建立直接联系，几百年的时间里，使这座小城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的唯一地方。
今日漫步于澳门，教堂和修道院仍然随处可见，这座被称为”天主圣名之城中国澳门港“的城市，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基督教最为神圣的城市。在葡萄牙人抵达澳门之初，传教士也随着船队踏上了这片土地。葡萄牙拥有在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传教垄断权，称为“保教权”。所有来东方的传教士，必须经葡萄牙国王批准才可以动身，必须搭乘葡萄牙船只，抵达之后也由澳门教区管辖。
传教士们抵达之后，在澳门建设了很多教堂，但是发现想进入中国非常困难。中国人建了关闸，防止欧洲人进入中国。传教士有一些人转而前往日本传教，在那里日本人提出个疑问：“既然你们信奉的宗教这么好，为什么被公认为最有智慧的东方国家——中国却没有信奉此教呢？”不得已传教士们又回到澳门。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主要修会，1588年在澳门创建了他们的第一座教堂——圣安多尼堂，自此之后澳门就成为耶稣会的大本营。耶稣会相比其他修会更重视教育和知识，要求会士接受14年以上的系统训练，除了学习语言风俗以外，还要掌握种自然科学知识。耶稣会认为进入中国首先要学习汉语，尤其是官话。于是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在澳门建立了一所专门学校，用来学习汉语。
一开始学习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在澳门的中国人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化，也不认识什么字。罗明坚只能找了位略懂点葡萄牙语的中国画家来教他。一个汉字一个汉字的教。为了解释汉字的意思，就在纸上画画。这样花费了很大精力，罗明坚终于学会了很多汉字，又花了很长时间编撰字典和教材。
后来耶稣会派利玛窦（Matteo Ricci）来澳门帮助罗明坚，终于促成了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建立。圣保禄学院是中国第一所西式的高等学府，它并不是存粹的基督教大学，除了培养传教士，也教授其他科目。如果不是1835年的一场大火，那么它应该就位于今日澳门大炮台山下。这场大火不光烧毁了整个学院，还烧毁了学院附属的圣保禄教堂，仅剩矗立至今的教堂前壁，也就是大三巴。
澳门圣保禄学院，除了教授汉语，还讲授中国的各种典籍，介绍中国的风俗习惯。传教士毕业后在澳门等待机会，期望获得中国官方批准，以便进入内地。之后他们游遍大江南北，深入了解各地风俗，结识各界人士。其中优秀者，如利玛窦、汤若望、戴进贤都是耶稣会士，均在朝廷事奉多年，有的当过皇帝的老师，有的当过钦差，有的官至二品。16到18世纪，在中国活动过的耶稣会士共有900多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了皇帝巩固权威，所以很多人都得到重用。1644年到1775年间，负责掌管清朝天文历算的官员几乎都是耶稣会士。
与此同时，16~18世纪的欧洲出现的中国热里，人文知识分子倾慕中国的儒家政治，官员推崇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体制，而艺术家则从中国艺术中获取灵感，形成了洛可可风格艺术。前文提到的法国国王“籍田大礼”也是在这个时期。与马可波罗时代对中国富庶的向往不同，这一次对中国的追捧主要是在精神层面。法国有人说，在中国没有我们的商业性和知识性，但王国管理的艺术超越绝伦。它的历史使我们觉得世界如此广阔而且丰富多彩，是我们无法体会的。
这股中国热的引发，与耶稣会士掌握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话语权是分不开的。有机会进入朝廷的耶稣会士们，在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典籍之外，还根据耶稣会的要求提供了中国地理、风俗、物产报告。他们都保持了和欧洲宗教机构、家人朋友的密切书信往来，留下了直观的观察和感受。这些“中国报道”通过澳门纷纷送去了欧洲，后来被编辑成《耶稣会士通信集》在欧洲出版。
不同于其他传教士，耶稣会采取的是利玛窦提出的“合儒”策略。耶稣会士从各方面进行论述，宣扬中国儒家学说和伦理道德与基督教是一致的，通过向中国官员和文人靠拢，来达到传教的目的。利玛窦自己都承认：”我花费极大精力，将儒教的主要人物孔夫子往我们的观点立场上拉……“。耶稣会甚至宣称，基督教早就在中国出现过，只是后来被遗忘，可以从儒家著作中发现基督教义。
所以耶稣会展现的中国形象基本是肯定的、颂扬的，甚至是美化的。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历史悠久，哲学高深玄妙政治古老井然，道德醇厚质朴，建筑风格和园林艺术精巧雅致。除了《耶稣会士通信集》，同时期的《中国帝国全志》、《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文集》等一批耶稣会著作在欧洲出版，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感染了欧洲，上至国王，下至平民，引发推动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
有意思的是，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欧洲借助中国这块“他山之石”完成了对自己的反思和批判，进行了思想的启蒙。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制度上，很快完成了对中国的全面超越。那之后中国热就很快退潮，中国的形象也就逐渐变质了。
说一点题外话。最近一次在澳门游玩，女儿在卖草地街享用了榴莲冰激凌后，心满意足的走上台阶开始参观大三巴，期间还饶有兴致的问这问那。之后又爬上了大炮台，当凉爽的风吹过这座古迹，女儿兴致盎然的在一座座火炮之间欢快的跑来跑去。本来我认为，这是榴莲冰激凌的功效。但是当有一天，女儿指着一个她用积木搭建的对称建筑，告诉我这叫“大三巴”的时候，我意识到四岁小孩其实已经可以进行一些观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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