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留学日本四年，日文甚佳，曾随孙中山访日，与日本政界交涉往来，沟通高层，对日本国情、国民性格和政治得失颇有心得。由此基础，成《日本论》这一小册子，照他自己的说法，“完全是心平气和的研究，决没有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1]；依后人的评说，作者“凭着对日本文化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神韵”[2]，可谓受多方赞叹。
《日本论》一书，顾书名思义，是一本论集，观其目录，有大体侧重之领域，如神权皇权、国体政事、国民性等，但各篇章之间并无严密逻辑，甚至单独题目之下也有信笔写就之感，挥洒畅快；全书短小精悍，字里行间迸裂出深刻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趣味盎然。不似《日本文化通史》那样的学术著作，洋洋洒洒近五十万字，以时间为线、文化为轴，平铺直叙历史名词与故事，艰涩无味，容易让一般读者领略不到精髓。
虽然戴季陶自认为“心平气和”，但其实已形成的思维习惯并不完全受自己所控，文本内主张明确，感情充沛，只是相较那时“自大”的观念，的确是深入客观了许多。“我们现在所最需要知道的，不是他的好坏，而是他是什么。”[3]本着这样的出发点，也夹杂着对祖国的殷殷期望和对三民主义的满腔热忱，尽力平和地叙述日本。开篇的《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之必要》表明研究原因与目的，感叹日本研究中国次数之多、程度之深，然而中国却一味反日，不肯做研究功夫；这几乎成了后来中国所有研究日本的论文或书籍的导言必提的话头，当前学术界理应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了，只是戴季陶当年的识见，还在启发着后人做研究所必要写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紧接着，作者从神权迷信追溯日本国体的形成，从神道与佛教关系的变化看宗教之于政治的关系与地位，看受中国与古印度文化影响的日本，如何逐渐造出自己的文化，分析日本封建制度下具有日本特色的武士道与社会各阶级。而后从封建时代过渡到明治维新，解析明治维新成功的要素，点破维新之后各种势力、政党、现代统治阶级的来路。仿佛人物小传似的，以政治主张为主要内容，详细介绍了几位日本政坛的“领军人物”。也涉及到地缘政治，分析日本的南进北进政策。从中可见一位高层政客卓识的眼光与对日本政事的了然。最后，呼应文本初始的日本形成的历史渊源，从真实的信仰、好美和尚武平和的良性生活这三个方面，再次着重论述了日本的国民性。
其实，看了一本书，即使大致概述了文本内容，列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也不过是初步而简单的工作。真的引发思考，不在于总结全文。也许能够引起共鸣或疑问的，不过是两三个观点；真正引为真知灼见的，不过是几句话。一本书，对于一个读者而言，大部分都是无用之信息，借以承载极少的有趣的内涵。任何一个普通的读者，都不可能背诵全本，而是记取或叩问令自己精神为之震颤处。
读《日本论》亦是如此。开篇，即令我想到至今仍不乏怀抱“实利主义”或是“自大思想”的人，认为日本传统文化就是古代中国文化的真子集。但，从本质上而言，关于国家社会的内里思想，早在受中国文化影响之前的远古神话中就能找到端倪，很多“都从神教的信仰产生出来”[4]。贯穿并影响日本国家社会发展的“神选民族”、“崇敬祖宗”、“男性崇拜”和尚武等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5]。也许在文化与世俗生活上，在日本，会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6]的感觉，但为了适应本土社会生活的要求，日本吸收外国文化之后，早已经过变易，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内藤湖南在《何谓日本文化》中就此已有很清楚的论述，借用他的比喻，可以看清日本文化的形成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如同制作豆腐，在豆子磨成的豆浆中已经有了变为豆腐的素质，但没有可以使其凝固的外力，而中国文化就如同盐卤可以使其凝固从而成为豆腐。”[7]笔者从不认为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是中国文化与印度、西洋文化交合的固体，“文化是以国民整体的知识、道德、兴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8]，既不会原封不动的接受，也不会在时间的洪流里始终亘古不变，就连今日的中国文化亦非全然的古老中国的样子，何论日本。
论及日本之独特处，势必要提及武士阶级与武士精神。戴季陶追溯了武士阶级和武士道的形成与本质。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9]这一说法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周作人也曾在《游日本杂感》中提到，“武士的行为，无论在小说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10]作为一个政客，戴季陶进一步着眼于社会关系上，武士阶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认为武士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如黄福庆所总结的，“武士一方面肩荷了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的责任，一方面也是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11]而从武士阶级的精神发展出的“武士道”，最初只是一种“奴道”，只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12]作者思想的深度也随着对武士道的挖掘而显得愈发深邃。作为武士道的精华，“仇讨”和“切腹”本质上只是为了保存家系，对此的赞歌只是“民族的自画自赞”，但在这些思想传统里，可以看出日本尚武思想军国主义的隐线，由此可以解答为什么近代德国的军国主义政治哲学备受日本人欢迎。正是有这些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的杀伐气。”[13]这也是我对于日本民族始终无法亲近、甚至感到畏惧的一点，倒不是因为曾经中日战争的仇恨或是爱国主义的情怀，是日本民族骨子里所蕴含的“杀伐气”。从国民个体的日常生活而言，有礼有节，平和疏离；从日本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敢于捕捉和审视灵魂的阴暗面，令人钦佩，也引人深思。也许现在有人会疑惑，为什么看起来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当年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做出残害人类的行为来。私以为“种族保存”、民族自赞、尚武的文化基因，早就渗入了每一个个体的血脉。一旦扩张的欲望被激发，死亡的热血被点燃，这个在狭小岛屿上生活的民族，就容易顺着得意，开始“由终极向中心反向发展的运动”[14]。这么说并不是仇日，只是觉得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今天的日本人，依然会选择当初所走的路，这当然与平和条件下良性生活的日本国民个体无关。自我是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形成的，也会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这无可避免。中国也有许多的劣根性，但我不将清谈或颓丧当做堕落的毛病。日本式的精于细节、一丝不苟的表面做派，与饮酒后天地颠倒、神志不清的放肆情形，反倒更让我觉得不适。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日本人的自信心、向上心和细心，也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提到日本的国民性，就生活态度而言，多数中国人是欣赏其爱草木自然、淡薄潇洒的，但也多止步于此。周作人认为日本的国民性并非忠君，忠君思想是从中国传去的，“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15]但他也明了，现代日本，令人憎恶的产生许多悲剧的无限制的忠孝思想与有情的人生观，平均存在。这亦不失为一种耐人寻味的见地。周作人作为一个文人，一听“海贼”都要感叹到：“这是一个多么美而浪漫的名词！”[16]我欣赏他浪漫的态度，我喜欢他涩味与简单味并存的散文，但是我若遇见了海贼，决不会有这么美妙的感叹了。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他以浪漫的感性着重感受到了日本的“富于人情”。在国民性研究方面，文人总容易偏向浪漫，而少了理性的节制与分析，如李兆中所言，“文人才子看日本，比较感性，虽然敏锐，却容易受性情与趣味的左右，变成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政客看日本，比较现实，虽然务实，又容易将复杂的问题功利化、简单化。”[17]戴季陶真正具备二者之长，他特殊的政治身份与知识结构使其文鞭辟入里，引人深思。胡汉民认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性难。”[18]戴季陶在追溯日本国体的形成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民族性格。在最后三章里，他着重解析了日本信仰的真实性，即非中国的迷信似的求神拜佛，而是一种绝对的永久的“精神的常住观”，纯粹的信仰，因此日本人对自杀的观念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的自杀里含有一种积极意义，是由信仰所生的力量。戴季陶也受此感召呼吁统一思想，建设一支“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军队”[19]。除了信仰力，国家的进步还须培养民族的审美，好美才能促进文明进步，丰富生活情趣。至于其余一些与现在相差无几的观点，就不再赘述了。
自杀，戴季陶认为原因无非两个，要么懦弱得不敢生存，要么是由于信仰的积极意义。我倒觉得“自杀”是一个复杂而恼人的话题，有视其为社会问题的，也有视其为哲学问题的。总之，这是一个一旦思考之后，会有一种精神叛逆，想要进行一场精神自杀的问题。加缪曾说，“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20]人生值得活吗？人生又非得要有什么高于生活本身的意义吗？如此思考下去，倒并不觉得自杀是懦弱或是为了信仰，每一个人的心理机制都不同，谁也不能从显而易见的原因中推测出某个具体的人自杀的根本或主要原因。从国民性而言，日本人在生死方面，可能由于历经太多天灾，以及文化上对“死”赋予了崇高的纯洁感，反倒不畏惧这个话题甚至欣然赴死。
看完这本书，与看任一本书同，想要看清作者本意，都必须要注意到版本的问题。我没有调查过这本书究竟有多少个版本，我最初看的是九州出版2005年版，在《出版前言》里就明确指出哪些思想是“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的标志”，哪些是“我们要加以批判的”，书中也不时标注出这是“戴季陶主义”的流露，敬告读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这本书在中国被认为是了解日本四书之一，虽然部分论述时局政策、政治人物的篇章，由于我自身知识结构和知识体量的限制，颇感无聊，个别篇章与“日本”关系不大，只是作为引子抒发自己的政治观点，有些段落甚至有喊口号的感觉，但作为一本精悍的论集，我觉得他的见解有趣，思想切中要害，能引发我的共鸣。每每看到编辑加注的话就觉得实在可笑，摆了桌菜给客人吃，却又要手把手教人夹菜、告诉人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又观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也有加注，注起到补充信息、表明政治立场的作用；删去了“国民党元老”、右派胡汉民作的《序》，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中写的《导读》，其中不仅指明了戴的反动性质，还说到他的风流韵事，“沉迷于情欲世界”，“戴季陶未老先衰，陷于不可自拔的精神危机，与留日时的生活有很大关系”[21]。李自有其学术贡献，但给一本严肃的人文社科著作写导读，扯些“八卦”，让人觉得现在的专家研究的着眼点真是无聊。大概是先入为主，觉得胡汉民的《序》更好，作为知交他懂戴季陶，作为当时政客，他也懂得文本的深刻性，对作品有整体的把握与分析。另外，光明日报版在最后还加了一篇附录，黄福庆的《论中国人的日本观》。
又借来民智书局民国十七年的初版，竖排繁体，那时可能新文学尚不成熟，白话文文体的变革也还未完成，标点符号的使用自然与现在多有不同。里头多顿号与句号，想来是作“句读”用，也有现代的感叹号省略号冒号之类的了。没有逗号，细读后来版本，觉得标点符号有的用得莫明其妙，句号的出现有时太突然。大概编辑出版时，重新编排标点，没有在意这种令人觉得勉强的地方。
对比来看，九州出版社的版本还是比较尊重原著的。照左派艺术家的观点，一切艺术都是宣传。若不支持这一个主张，就是在支持其他某一个。由于戴季陶的政治身份，他的书印出来给人看，总是要加上点在此时此地应当宣传的东西才能够的。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三百多年过去了，历史却是相似的循环，作古了的人早就该随着肉体消弭在了历史尘埃中的话，还能在现实社会里找到映射。书籍可能好坏夹杂，但人有理性去分辨，并且能通过辨析提升自己。如果只是记住别人分辩好的结论，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所幸的是我们还能够看到这本书的本来面目。
[1][3][4][5][9][12][13][18][19]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8、149、7、38、17、36、39、6、142页。
[2][11][17][21]戴季陶：《日本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21、8页。
[6]周作人：《苦竹杂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
[7][8][14]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1、11页。
[10]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页。
[15][16]周作人：《雨天的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69页。
[20]加缪：《西西弗神话》，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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