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
一个带着复古味道的词。
曾经我们说“下海经商”，意味着难得的勇气和魄力。
但经过演变，它暗搓搓地变了味道，成了“皮肉生意”的代名词。
于是我们用得谨慎，说得悄悄。
为什么Sir今天要重提？
因为一部同样谨慎，同样悄悄而至的电影。
《下海》
Bitter Flowers
17年釜山电影节展映过后，再无声息。
幕后阵容，不算强大，胜在精准。
王小帅监制，导演来自法国，奥利维耶·梅斯。
导演生涯只拍过两部长片，却都是华语，一部《前门前》，一部《下海》。
演员，都是文艺片老熟人：耿乐、齐溪、曾美慧孜。
演技不差，评分不低。IMDb7.4，豆瓣7.5分。
尽管如此，影片也迟迟没跟我们见面。
直到前一阵子，有微博网友亲自在国外找到DVD并自己掏钱压制上传资源，我们才有机会接近。（来自微博 @法兰西那些事er，现在资源已删）
打开电影Sir才懂，为什么它要如此“低调”。
一个如今看来不太放得上台面的故事——
中国女性站街巴黎。
她们站的街，在巴黎一个叫做Belleville的地方，又叫做“美丽城”。
名字美丽，却鱼龙混杂。
这的唐人街，成了那些刚到法国，语言不通的女人主要出没的地点。
这条街千里迢迢，这里的故事……
理所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近几年，杀害华人妓女的案件屡次发生。
但关于她们的新闻报道，只有寥寥几篇，而且都来自外媒。
电影里不乏她们的身影。
但这些电影，竟连一张中文海报都找不到——
《上海美丽城》《站街女》《下海》。
这些故事，我们比谁都清楚，但却比谁都避讳。
得从90年代说起——
这个年代里，我们学会了“下海”这个词。
也吃尽了“下岗”这个词的苦。
应政府政策要求和市场经济的实际需求，国有企业被大规模改革、停产。
数十万的企业被关停、超过两千万的工人裁员。
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劈中当时中国的工业心脏——东北。
如Sir之前介绍过的纪录片《铁西区》，就还原过那座庞大的废墟。
在劳动保障还未完善时，东北地区工人以一年工龄2000元的价格，被买断、下岗。
突然的转型，让那些数十年如一日，以为能一直被工厂负责生老病死的工人们，突然断了活路。
他们刻板，除了工厂的那一套，就再没有别的营生技术；
他们不再年轻，也没有重新再来的时间。
吴晓波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里，借着《钢的琴》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通过改革，经济慢慢度过了转型的阵痛。
但工人和工人的家庭，却因此走上了没有尽头的绝路。
电影的每一帧，都在刻意营造着时代感。
就算去到国外，海报里的手机，还是诺基亚直板机。
《下海》选择把视野缩小，用镜头聚焦一小撮特定的人群，绝不是没有野心。
反而，后劲强烈——
它如棱镜一般，折射出时代转折点的无限个连锁反应。
齐溪饰演的张丽娜，东北人，本是想为孩子、为家多挣点钱。
但当时正值“下岗潮”，许多人纷纷望向“洋市场”。
通过蛇头，张丽娜借了高利贷，离开家来巴黎非法打工。
但不会外语、没有技术的她，只能给华人家庭做保姆。
开始，蛇头吹嘘能挣2000欧一个月。
但到了这，硬是打了个骨折——
500，还随时克扣。
住杂物间，有时还不让出门。
这样的待遇，不仅挣不到钱，连当初借的高利贷都还不上。
明摆着被骗，但一点办法都没有。
留下，寄不了钱回家还债；
回去，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走投无路的时候，她遇见了东北老乡李玉梅。
一个“下了海”的女人。
老乡带她找了新的住处，便宜。
可一开门，大开眼界——
只有几十平米的房间里，挤下了5、6个女人。
而她们，也都是干这一行的。
而且，一个比一个老。
开始，张丽娜看不起她们。
白天在外面拼命找工作，晚上回到家，从不跟她们一桌吃饭。
但眼看钱快花完了，工作一个没找到。
她开始犹豫——
躺着就能挣钱，这事，干还是不干？
从绝望，到麻木，因为生存压力的不断挤压，她不过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没多久，她就能很快地捕捉嫖客的眼神，只要一个凝视，心领神会的她就能转头回来。
偷偷地，用手比个价钱。
开房，交易，拿钱，一气呵成。
张丽娜宛若一只待宰的羔羊。
在一次次冲破身体和内心防线的攻击中，消耗自己的自尊，去抵抗无边的困境。
当初她问起老乡，这些女人都是干嘛的。
老乡回答，三个字，准确而生动——
“给逼的。”
从鄙视到同流，她才真正理解了这三个字，Sir也一样。
给谁逼的？
不是她的丈夫，不是她的孩子，更不是她自己。
如果硬要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欲望、尊严。
家人的脸面，未来的生活，后代的成长……
所有一切，都暗暗形成了一股急流，独在异乡的张丽娜不得不顺势漂泊。
Sir知道你依然想问：她们为什么不回去？
有一个细节，可能会说服你。
刚到巴黎，张丽娜在别的华人口中听到最多的三个字：东北人。
请她做保姆的人，家里花瓶摔碎了，骂她，“笨手笨脚的东北人”；
饭店上错菜，明明是老板的错，非要加一句“矫情的东北人”。
这是地域歧视？
可能有。
但更多的是，当地的华人都心知肚明——
只有她们，会在这里熬着，坚持着，忍受着。
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
别人的眼光，她们自己最清楚。
比如张丽娜，每天必须戴上另一张面具才能做人。
接客时，她放下头发，化上浓妆戴上夸张的大耳环。
她说，她叫Lily。
在与丈夫视频前，她擦掉口红，扎起马尾。
换上自己清汤挂面的样子。
这个时候，她，是丈夫的妻子。
在家书中，她停留在法国各大景点。
照片上要摆出开心，满足的笑脸。
这时候，她是让母亲骄傲的女儿，一个在外养家的端庄母亲。
过年，她们是一群包着饺子，喝着白酒，唱着“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青纱帐”的东北女人。
看上去欢天喜地，不过是一缕缕望乡的游魂。
回不到家乡，就让心死在异乡。
张丽娜就没有为自己活过。
为家里赚回了一套房，一个店铺之后，张丽娜回国了。
在丈夫身边的第一晚，睡前，她自我厌恶地洗了很久的澡。
咬牙切齿地，惊恐万分地，碰触着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脏。
愤怒。
不甘心。
张丽娜故事，是结束了。
但那些留在法国的女人们的故事，却还未结束。
在法国，有专门为这些流浪在街边的妓女，义务服务的非政府慈善机构组织“荷花车”。
他们会免费为这些女人体检，也会普及法律知识，提供免费避孕套。
Sir在法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医生”发表的一项调查里看到一组数据，触目惊心：
法国的华人性工作者中，90%在国内留有子女；
平均年龄42岁，最年轻27岁，最大年纪63岁；
从90年代的500-700人，到2016年，人数增长到1300人；
而她们赚取的嫖资，一次只在20-60欧，有时候甚至可以更低。
没错，这不是历史。
甚至，“下海”的人数还在攀升。
Sir绝不鼓励这种做法。
但Sir也无法怪责她们的决定。
在余华的《活着》里，有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上九流，或是下九流，都是活着。
怎么去活着，是一个人的选择，但对于有些人——
活着，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她们的人生，我们往往选择忽略，选择背身。
但忽略了她们就不见，背身他们就消失么？
Sir一直觉得——
我们处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又处在不同的世界。
受限于肤色，阶级，智力，乃至时代浪潮，我们很难真正体验他人的命运，进而理解他人的酸甜苦辣。
好在还有电影。
记录下这一班班沉默而卑微的人。
让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收回那根优越感的手指，你我都不过是在用力活着的人。
海水已经够冷了，别让岸上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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