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宪论

陶扬鸿

王船山曰：“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而理学家之论史，恒以道德责人，虽有丰功伟绩，亦摈之以邪而不述，夫子曰：不以人废言。抑岂可以人废功哉？尊王攮夷，自古所贵，管仲之侈，非有君子之度也，而夫子许其仁，为能辅桓公尊王攮夷，一匡天下也，“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圣人之取人之功也如此，奈何后世之君子疾小人之恶，绌其人，并没其功耶？概以小人，虽功亦罪，以此责小人，小人不服；以此论历史，历史不公。

夷夏之防，天下之大辨，古今之通义也。《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圣人之恶夷狄甚于小人盗贼，小人盗贼之乱，犹可治也，夷狄之乱华，天地之祸，难可救也。故当夷狄之盛，必膺之使不为患；当夷狄之侵，必挞伐之使不敢扰。有能攮夷狄而保中夏者，则纪其事，称其功，表于史册，发以歌咏。如尹吉甫为周宣王诛猃狁而震百蛮，则《诗》歌之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言其能芟强虏，而使诸蛮慑服来从也。孟子之称周公，曰兼夷狄，驱猛兽。汉武帝有劳民之罪，而汉之群臣以为武帝有北征匈奴，使单于远遁，南平羌氐、昆明、殴骆两越，东定薉、貊、朝鲜，廓地斥境，使百蛮率服之功，则尊以世宗庙号。而司马迁怀腐刑之怨，夏侯胜讦奢泰之过，略之而不显，对君而相毁，岂不陋哉！班固《汉书》能详述武帝攮夷之功，驳董子和亲之迂，则胜于迁、胜远矣！

至若冯奉世之诛莎车，陈汤之斩郅支，威震外国，而萧望之、匡衡以矫制之罪绌之而不封。惟刘向明于攮夷之大义，讼汤之屈，引以尹吉甫、齐桓公、李广利之事，以为功过于桓公、贰师，宜加尊宠。然元帝牵于衡等之议，封赏甚卑，可谓于义不足矣。而杜钦上疏请表冯奉世诛莎车之功，元帝复以先帝之事不录，尤非所以厉节之意也。夷夏之义，于是乎替矣。桓温、刘裕之逆，废弑其君，论史者多斥为乱臣贼子，而盖其复西蜀、灭南燕、西秦，摧北魏之功，船山史论以为夷夏，古今通义，援温以责裕，则一时之义伸，古今之义屈矣。故表彰温、裕攮夷之功，不可以君臣之义而盖之也，华夷之义大于君臣之义，轻重不可不审，晓明于此者，莫如船山也！

然于窦宪之破北匈奴，未予彰显。世多以宪之拔扈奢侈，结党营私，恶其人而不称其功。予观自古外戚之军功，未有如宪者也。卫、霍之名将，古今艳称，破匈奴以雪文景之耻，捣王庭以振大汉之威，然匈奴虽破，汉亦虚耗，悍虏终未之服。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不损国力，不伤民财，乃一举破北虏，横扫漠庭，使单于遁走，追及私渠比韑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牲口百余万头，降虏二十余万，勒功燕然（今属外蒙古），班固作铭颂之曰：“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岂不壮哉！岂不伟哉！赫赫之功，甚于卫、霍，巍巍之名，可踵召、尹。南单于稽首，服汉天威。宪复乘北虏微弱，遣部将耿夔、任尚、赵博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众，而漠庭无北虏。北单于遁走，不知所在。汉史不复北虏之记载，据今之考古者，以为北匈奴远徙欧洲，使欧洲震荡，出一枭雄阿提拉，横扫欧洲，欧人惧之，称为“上帝之鞭”，则宪犹上帝乎？后虽暴死，匈奴分裂，而驱日耳曼以灭罗马帝国，改写欧洲历史，呜呼盛哉！窦宪之影响及于世界也！

窦宪之功，卓绝古今，比于陈汤，汤斩郅支，而绝匈奴于西汉之患；宪破北虏，而绝北虏于东汉，单于终于稽首而不叛。而影响又过之，汤功不彰，宪功不称，盖以贪污骄纵之过为汉君臣所恶。惜宪恃功陵肆，且树党甚过，和帝恶之，收宪大将军印授，逼宪自杀。然宪之拔扈，其难易之性也，未有弑君乱国之大恶，则胡可以此而盖其平北虏，强中国，安固后嗣之大功哉！刘裕有篡弑之恶，攮夷之功犹不可没，而况宪哉！攮夷之功甚于除盗，当表彰之以励后世为国者。

不以人废功，恶其人而复没其功，岂史之公道哉！其人之善恶，自有道德之判；其事之功罪，则当历史论之也。牟宗三谓论史有道德判断，历史判断。善恶论，其人之贞邪，其心之诚伪，道德判断也；功过论，其事之得失，其行之影响，历史判断也。朱子能作道德判断，而不能作历史判断；陈同甫能作历史判断，而不能作道德判断，船山兼之，此其史论所以卓深而无伦也。窃慕船山论史之意，以为宪之击北匈奴，虽为邀功赎罪，而不烦民力，且获巨资，成乎其事，因有其功，终东汉三国两百多年，无复夷狄之患，此其功之显见。略其过，隐其心，如齐襄公灭纪，复九世之仇，而《春秋》大之之义，特作此论以为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