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看医生的过程总是乏味得令人昏昏欲睡，但实际上你又不可能真的睡着。人们叽叽咕咕地交流病情，吵吵嚷嚷地质问前台，或者默默无语地坐在角落刷着手机。被很多种声音，无数种情绪包围，竟彷若彼此隔离。形形色色的人从四周经过，大都匆忙而焦虑，自己的精神无比枯燥，目的又极其单一。看医生治好病，自己的天地只剩下这一件事，根本无暇顾及别人的喜悲。时不时像长颈鹿般伸长脖子，瞪着诊室门口叫号的液晶显示屏，希望那个数字越来越逼近自己。这样的画面重复得实在太多，以至于我忘记了许多医生的面孔，处方的内容，亦或谈话的场景，却还记得一个个孤零零等待的身影。
有时是为了获得一剂良方，穿梭在广安门医院拥挤的大厅中，排队缴费取药；有时是为了白发苍苍老中医的金口玉言，在中医医院矫揉造作的仿古椅子上打着瞌睡；更无数次在协和医院三楼的超声科枯坐几小时，又一路走回灯市口地铁站，只为了得到一纸甲状腺没有恶化的保证。北京的地铁，大概是全世界最拥挤也最寂寞的地方，人像罐头里的青豆一样紧紧地塞在一起，又各自怀着不为人知的心酸与梦想，垂下眼睛，佯装平静。而我大概是汹涌的下班人流中最为诡异的一个，拎着沉重的药袋子，缓慢而拖沓地行走在归家的旅途。别人的梦想是金钱和事业，我的梦想是尽早摆脱这些中药。这种背道而驰隐约带来了独特感，生活本身已经如此平凡无奇，生命本身已经如此庸碌无为，我急切地渴望与众不同，哪怕是得了一种疾病。这简直是极其扭曲的成就感，却在很多时刻充盈着我的脑海。
距离痊愈仍遥遥无期，脖子上的肿块也丝毫没有减小的迹象，但生活在点滴地改变。早晚铁打不动的一碗乌黑的中药，我已经能不皱眉头地喝下，只是无法避免如孕妇般频繁的夜尿；轻车熟路地坐在抽血窗口前，毫无情绪地盯着针头扎进皮肉，偶尔对自己并非鲜红色的血液感到一丝厌恶；和别人侃侃而谈甲状腺的各种疗法和有名的医生，仿佛仅仅是因为兴趣才了解这种疾病。人人都说“久病成医”，我当然没有成为医生，却变成了一根“麻”木。知道自己不会迅速地因此而死，也决不会轻易地好转，日子还是要继续，药还是要喝，索性视而不见，避而走之。我开始在外面吃饭，火锅烤鱼荤腥不忌，也会趁爸爸不注意把鸭脖子藏在书柜里，深夜大快朵颐。前面才说过我不是嘴馋之人，现在却是啪啪打脸。就这样一边喝中药做检查，一边熟视无睹地往前走，日历一翻就是四年。
这一千多个日夜里，大多数时候我都逍遥自在，仿佛再正常不过，心里偶尔冒出的担忧在一成不变的检查数据面前又迅即地消失。但爸爸却不像我这样心大，一如既往勤勤恳恳地熬中药，做素食，看资料到深夜。他急切地盼望我能够痊愈，又坚持暂时不做手术，但中药显而易见地缓慢甚至于无效，我们的关系就在这种拧巴的局面中开始撕裂。门禁依旧，上床睡觉时间还大大提前，再一次回到上大学前严格管束的记忆；素食依旧，还多了苦涩无比的灵芝熬成的水，便不可抑制地产生抗拒与反叛。小时候我震慑于他的雷霆之怒，从不敢顶撞辩驳；现在终于翅膀硬了，扑棱着去啄他身上的毛，却发现曾经丰满的羽翼早已为我而凋零。我很像他，相似的外貌，暴躁的脾气；又完全不像他，这一生都做不到如此爱一个人。他由心而发又给予我的这种爱，无声，严肃，难以细诉；那是对儿女天然的深情，全然付出，无以为报。
我还没有做父母，实在无法承受这种深情的重量，也无可奈何地屈服在重量之下，吵过哭过之后，仍然老老实实地喝中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配合。也许这不是一条正确的路，路旁经过的人也时常投来不赞同的眼光，但毫无疑问地，虽然最终的方向不可知，但当时的我们充满希望地走在路上。以前总以为面对疾病应当是乐观，坚强，理智，清醒；但到了自己身上，才发现是纠结，矛盾，软弱，迁就。我从来都不是强者，只是一个最为普通而怕死的小女子，流过眼泪咽过苦，绕过弯路吃过亏。在国内的这四年，虽没有采取措施斩除病根，但也没有松懈过持续不断的监测，肿胀的甲状腺仿佛静止一般和我共存，直至踏出国门。我应该感谢它的不变给我带来的勇气，就像每个相似的晨昏带给我的安定，毕竟有时候对未来的信心并非来自伟大的成就，而是一如往常的日升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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