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万历十五年已经大约有一月的时间了，可至此我依旧对这本书有种难舍的情感，此书是黄仁宇先生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综合多种要素写的一本关于自己所提出的“大历史观”的学术著作，他主张“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对于黄先生，我自己以为他在五十八岁之时提出自己的大历史观，确实是经历了一番苦难煎熬。同时1976年夏，中国文革结束，正是这一年黄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三十年后随着该书问世30年纪念版的出版，黄仁宇先生终于还是被学术界所熟知了。
《万历十五年》是作者在密支根大学以其博士论文为开端，开始研究明代漕运最终于1976年完成其关于明史研究的最经典著作。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小说式、传记式、历史式的历史作品，言简意赅，意义深刻，从作者笔下的描写之中我们可以对集中于明万历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窥得一斑；我们可以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明朝的某些政治习惯，生活风俗，皇家内部的种种矛盾，社会万象；同时也会对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元辅张居正、古怪官僚海瑞、孤独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生活经历有一种扼腕叹息的感触，或批评，或赞扬，或无法理解。
明万历前后的这个时代是悲哀的，也是自春秋战国推行儒家思想统治国家到如今又一次遇到的尖锐矛盾。从1587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变革之前的征兆，很多由于文管集团与武官集团彼此斗争的悲剧。正是由于这么一小撮人的悲剧加剧了一个团体的悲剧，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在我看来，明朝的灭亡有其历史在这一个时间段所犯错误的因素，也有一个制度，一种传统，一个领导集体，一个王权机构的原因。其中不得不说的是，这个阶段皇帝，官员的自私自利、相互抑制、勾心斗角的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朝的这么早的灭亡。
但是，对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个国家埋下制度、政府机关的缺陷及皇位继承的方法、很多机构的不完整性也暗示了如果后来者不对其进行修改，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国家的这种看是简单而又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的运行关系往往挂靠在政府人员的素质，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应急方案、赏罚规定的基础之上，随着武官集团在开国之后身份地位的不断下跌，文官集团不断地繁荣壮大，历史的潮流最终使明灭亡。
一 皇帝与首辅
1 万历皇帝
1587年，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此年万历23岁，已是一个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他8岁行冠，同年父亲隆庆皇帝驾崩，9岁登基。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同时他与其母亲慈圣皇太后天性母子交流变得极为不便。登基之初，他的高贵仪表留给了官僚们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早熟的人，因为在这种环境之下他必须根据传统教义担当起一个国家的重任，生理与心理经受着满朝文武的种种考验。作为年幼皇帝，他对张居正先生与“大伴”冯保两人有着特殊的尊重。张、冯两人的结合无疑对今后的政治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居正先生既是他的老师，也是国家元辅，他曾为年幼的皇帝解决了一次政治危机（万历对张信任的良好开端），他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不开口而已，一开口反映事情要害，言辞简单准确，颇何谓古语“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小皇帝的学习生活是极为严苛的，张居正便是皇帝教育的负责人，在张先生的严格教育下，万历皇帝收获颇多。张居正从小就对万历提倡节俭的生活，反对铺张浪费。同时，宦官集团却在中饱私囊，贪污腐败。万历十年之前，为本朝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十年，万历在十年之间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此时国家大事任由张居正，冯保主持。万历十二年，万历几次收到对张居正弹劾的奏章，说张居正作威作福，升降官员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张居正往往显示出其宽容的一面。1577年，朝廷上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规定，张应停职丁忧。在冯保的协助下，皇帝下旨恳请张先生留下。同时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要求张居正防弃伪装，离职丁忧。这次事件反映了张居正在文官集团里的权利已是一人之下，他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意愿改变官员职位。这往往加剧了其他官员的厌恶感与嫉妒心理。这也是为张去世后遭到官员清算，埋下伏笔。最终，张未离京。
1578年，万历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了最高点。张居正一心想治理全国赋税。
1580年，张居正终于万历的名义实施全国土地丈量。
1582年，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抱恨终天。
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万历与恭妃王氏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此事为明朝破灭埋下了一个重要伏笔。同时，反对派对张居正的清算运动浩浩荡荡的开始。皇帝认为土地丈量存在严重的问题，想借此给天下黎明以复苏的机会。但是他的这一做法竟牵扯出了反对集团对张居正的清算运动。大批与张有关的官员都被因某些事情被参劾。这种斗争的确是十分残酷的，只要站错队，就意味着被反对派以各种缘由排挤出官场，甚至有些难逃一死。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之后，他就已被定为欺君毒民、接受贿赂、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同时证实张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是如此口是心非。期间，万历皇帝感觉到他对张的信任是一种历史错误。两年之后，他对张失去了最后的信任，籍没张居正之家。同时，张居正的朋友高拱对张居正不断进行否定、攻击，竟认为张有谋反的野心，其总兵戚继光是他的坚强后盾。此时，张居正一派最终回到历史权利的最低点，冯保被驱逐出京。
2 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对万历皇帝担任的课程最多。因张居正去世之后，继任者张四维官居一年之后因父亲去世回家丁忧，最终一跃成为首辅。当万历将自己的书法“责难陈善”赏赐给申时行之时就已表明申时行在小皇帝心中的地位。在此之后，他一直负责国家各种礼仪工作。他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几十年的为官之道让他懂得如今官员机构的利害关系与对皇帝的处事道理。在他看来，政府的办事效率能否有效，仍可以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此念一开，官员对是非善恶已经置之度外。面对文官集团，申时行在吸取张居正及替他首辅的经验教训之后，自己认为要影响全体文官，自己必须提供自己的诚意，他视自己为和事佬，甚至被认为是牺牲原则的政客。
他认为，文官是国家最大的问题，以张居正的精明达练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又简单的问题，张居正同时忽略了本朝文官的双重性格。他认为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为“阳”，而把人们不能高人的私欲成为“阴”。调和阳阳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申时行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处理着国家政务及自己的工作。申时行发现自己虽然有一定的权利，但依旧不能改变官员们私下受贿的事件，因为本朝的制度将官员的俸禄定在一个极低的范围。大多官员俸禄依旧不能满足家庭花费，只得以官员之间“相互接济”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
到此不难理解张居正为什么要任用私人，其中表明张居正对本国之幅员广大，官员效能有着积极的准备。同时表明张居正面对这个国家许多的方面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政府，农业的运行方式进行一种改革。但，对于大多官员的不理解，自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实施自己的改革。首先任用私人，就能保证自己的计划不断实施，同时反馈其效果影响。其次，对于皇帝他只是认为万历是一个处事尚无经验的政府表面首脑，并不具有治国经验与方案。万历是他实施方案的权利支持。张居正的思想不能为生活在安逸世界的大多数官员接受，同时张居正也没有向其说明自己真实意图。张居正并没有重视政府工作效率的改革，因此，他的许多改革最终不能到达其目的。其次，张居正并没有一整套方案的详细计划，不能全面统筹所出现的问题。最终遗憾的逝世。
时光继续前进，申时行在不断的以自己的“中庸”之道化解朝堂之上出现的矛盾。此时他所做的是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的大事。他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增加文官之间的信任。此时这个阶段关于伦理道德的缺点已经显露无疑，“四书”之上所提倡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早已经不能被两千名京官执行接受，何况全国分散的一万八千名地方官。道德的权威出现了严重的缺点与不理智。申时行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被全部认识所谅解。对于前任，申时行不断吸取他们的教训，他以为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于过度自信，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
此时，不得不说的是文官集团为什么会与张居正有如此尖锐的冲突，原因在于张居正在十年新政期间的重点为推行文官机构的作风，但是此制度受环境所累，缺乏办事条理，张居正要求过于严厉，以致抗拒横生。其加强行政效率是为国富军强做准备的，但是很多官员并不对此悲观，认为不会存在大的军事斗争。同时由于对张居正的反对，并不重视张居正所提倡的经济、军事改革。其次，张居正将官员放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这由此引起了官员的不满。
申时行做事谨慎小心，他没有张居正自我牺牲的精神。他只是希望在自己的影响下，官员检点自己的日常行为，自己提升“阳”的一面。而，张居正，是强加于官员行为的准则。
3 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的逝世使这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虽然他有缺点，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国家的重心还在他的领导之下保持平稳发展。而，申时行却没有这种能力。
同时，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常洵（恭妃王氏之子）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文官集团却全力反对，使这一愿望不得实现，使皇帝万历极为不满。万历也明白了自己虽为一国之君在心理与感情上也有阴阳两面。他决心与文官集团进行一场持久战，不断地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从此，他对朝政失去了信心，某种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比起前几任皇帝已经是足够优秀了，在他之前的这一阶段几乎从没有荒废早朝，并且很多时间都要参加各种礼仪活动、批阅奏折。在此有一个细节，关于明朝早朝，早朝一般为现在的凌晨五时开始，但大多官员在凌晨3时需到达午门外等候。作为皇帝也必须提前整理衣装进入后殿。
虽然皇帝放弃职责，但文官集团早已形成的自动控制系统依旧可以运转。明朝的破败的帷幕逐渐进入高潮。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的功能就是保持文官集团的相对平衡，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除了勤劳之外，还需不同寻常的精明强干。如今万历不在考虑历史对他的评价，满朝官员对于自己的制约，他认识到自己的无力与全力付出而得不到回报。
在万历皇帝在位的中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领导中枢已经失去了这种统筹调节的领导能力。有些官员例如东林党想力挽狂澜明朝后期的朝代崩溃的事实，但大多数官员失去了对国家的信心，乘机贪污腐败，中饱私囊。
御宇四十八年之后万历皇帝最终平安的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的离去却留给了后人更多的权利与利益的斗争。
万历去世，党派的斗争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由于对于皇位的继承万历并没有明示，使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自居为王。此时显然申时行并没有影响舆论的能力。
回忆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他并没有得到官员的同情，万历对此也是无能为力。文官集团确实有着他难以估计的力量，他们曾经多次警告首辅申时行说：虽然你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我文官集团依旧可以动摇你的地位。这批文官的理智是随着文官集团在明朝中后期的逐渐强大而失去了道德与技术上的约束。即，本朝法律系统随着明朝的政治、道德、经济的发展暴露出愈来愈多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建国之时道德为上的国家，如今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改变，法律上没有规定对于王位继承、官员职责、罪犯刑律等等很多细小问题的处理办法，国家的评价最终被结党的文官集团所控制。官员影响舆论，舆论制约道德法律与皇帝。万历去世后，人民不明白皇帝是谁，官员依旧自私为己，少数主持正义的官员处处碰壁。
四书五经规定了长幼有序，尊卑关系，父慈子孝等等道德的标准，水亦载舟， 亦可覆舟的君民关系，皇帝以仁爱治理天下的思想。在这些制度道德的制约下，万历陷入了一个人的孤独之中，他没有采取强硬的立场。但仅凭皇帝的权威他完全可以通过某些改变比如册封王氏为候，最终使皇三子常洵登上皇位，满足自己的私心。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不知是没有想到这些方式，还是对这个机构充满了报复的心理。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因素，至此，朝廷内部，官员之间已经相互割裂对立严重，公仆的物质欲望与嘴上的标准相差盛远。下级已对上级出现不服从的严重现象。至此，明朝如决堤之水的历史命运已不可挽回。
综上，是对具有一定背景及身份的皇帝，首辅穿擦与历史事实的个人经历及心理变化的描写，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在的总统、总理。在历史的变革了万历、张居正、申时行几乎都付出了极为沉痛的代价！历史只是如同车轮滚滚，无情碾压向前。
二 朝堂重臣
1 海瑞
海瑞，于1587——万历十五年去世，此时职位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官僚海瑞，我曾经在历史教科书上有幸认识了他，“百官楷模”让我如雷贯耳，对他极为尊重。如同电视剧《少年包青天》、《李卫当官》里的关于包拯、李卫的传奇描写，对于一个十几岁左右的少年我，海瑞高大上的重量依旧不言而喻。“百官楷模”，这一至高的名誉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他为官之中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但这光鲜的称号下，海瑞去有着一段悲痛的血泪史。
海瑞，是一个清醒的人，也是一个糊涂的人。
与很多官僚不同的是，海瑞不能理解的是，治国之道，不是在头上悬挂一个至高至上、至善至美、抽象的道德标准。他是一个十分推崇法律的人，我认为，他的核心思想某种意义上是提倡一个“法制”的社会，依法治国，刚正不阿。不给那些在道德上自吹的人可乘之机。海瑞，举人出身，1558年即四十五岁时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从政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充满了纠纷。他的信条被人尊重又被人遗弃，即以四书五经道德思想为指导的法律体系的坚决执行与完善。他是一个执着且坚定的人，知县期间直言抗命及许多事件让他成为了在其他官员里及人民心中一个言行如一，清廉正直的官员。1565年，升任户部主事，官居正六品。经过慎重考虑，他上书嘉靖皇帝指出，嘉靖是一个虚荣、自私、残忍、多疑的君主，致使全国官吏贪污、宫廷严重浪费、赋税过重、匪盗四起。海瑞坚守着人臣的本份，同时这也是作为一个国民对于国家的殷切希望。他因此被捕入狱。
1567年，隆庆皇帝登基，同时海瑞被释放，因为他的声誉已被整个帝国所承认，此时他确实如同一尊佛像，被认为是极端廉洁，诚实的表现。1569年，他被文渊阁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这让他有了实现自己缩小贫富差距愿望的机会。他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一片改革的天地，由于没有充分营造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改革最后激起了文官与富商的极力反对，导致了高利贷的兴起。此时，海瑞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品评对错的仲裁机关与运行机构。他的妻妾在同一夜晚死亡，很可能是被人谋杀。
但海瑞，在已经需要革新的时刻最终被历史抛弃了，一己之力实在寡不敌众。值得肯定的是，他的确具有坚定的决心，只是他依旧信奉洪武皇帝的道德约束，没有认识到改革是一件十分深刻而又十分复杂的事情。改革不成体系，缺少系统工作，即最终失败。他也被迫退休，退休后生活也是步履维艰。
在其72岁时被重新启用，但这次启用是在清算张居正的时刻，申时行也含蓄的说给他并无职务安排，只是朝廷的点缀。
万历十五年，这位曾经的惹事生非英雄最终遗憾死去了！
2 戚继光
戚继光，抗倭名将，于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去世。戚继光也是可谓“孤独而愤恨”的走完生命的历程。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朝代与时期最为悲哀的一面，武官集团在历史的进程之中最为悲痛的一面。武官地位的最低点，标志着社会分工最为极端的时刻。一个国家没有彪悍勇猛的士兵军队，往往在面对内忧外患的临界时刻国家政企会被立刻冲破。
由于本朝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之中文官开始被大量用于国家统治，政策实施，税收管理······而建国之后海内外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同时由于唐代宦官跋扈，最终使本朝实施重文轻武的趋势不断加剧。文官对武官有心理上天然的厌恶与优越感。而，武官因为士兵整体道德低下，不受国家重视，最终自暴自弃。在明朝中后期，军队已经不成军队，士兵几乎没有薪水上的保障，致使很多士兵弃甲归田。军事训练也逐渐终止。虽拥兵二百万，但已一盘散沙。
戚继光的军旅生涯开始于日本海寇侵扰帝国的东海岸，日寇入侵初期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其优良的战术，精良的武器。面对这种情况，戚继光便开始着手准备组织他的新军。军源来自于被日寇侵扰的浙江内地。政府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就立刻批准了戚继光的请求。道德义务与宗教信仰使士兵们建立了铁一样的纪律。再加上严酷的刑罚使军队有了胜利的保障。戚继光他实施了很多办法，建立了士兵的自信，重视发展个人武艺，并且不断招募各地拳师、打手、和尚等等。除此之外，他建立了小队士兵分工不同，武器不同的组成方式。他大力改良武器装备，注重武器工艺，强调团队协同作战。同时，赏罚分明的制度让士兵们对他十分信赖尊重。
戚首次提出了战术“现代化”的思想。希望建立海上舰队，发展海上军事，避免海上力量过于单薄。他的求实与革新并没有与现实相差太远，更不虚张声势。在屡次战斗中，这支部队在迎敌、追击、解围之中从未被击败。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的卓越才能也是决定胜利的重要因素。
1563年，戚继光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当时武官之中的最高官衔，即使在这样的职位上，戚继光也没有条件去制订自己的整体战略方针，他的部队只是一个作战单元。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是他们的威名远播，这种威名使他们战斗意志更加坚强，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军官几个月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因此戚继光可以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在此时实属意外。
戚继光的功成名就之所以如此顺利除了自己的卓越才能之外还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谭纶。谭纶在戚继光招募新兵时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且他不断的为其戚继光提供足够的军需装备。在谭纶与戚继光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某些少数武官与文官还是有着伟大的军事报负，对于国家依旧恪守了一个臣子的职责。在他们的合作之中下大力整顿了蓟州军备。当时即使武将有着卓越的才能也无法统筹全局，他们要面对知县、知府一级地方官的调动。武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领士兵上阵杀敌。
当时，北方面临着边外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每当天气亢旱，蒙古骑兵部队会按照惯例来犯。蒙古军队的特点是流动与迅速冲击的猛烈力量，通常每次来犯都会动员十万骑兵。并且当时俺答把个部落组成了一个绵延两千里的北部防线的大联盟。
蓟州为华北重镇之一，防区为北京一代，但实际上这里军队数量仍无法统计。而这里便是本朝的命脉，通常一个朝代就会因为这样重要地方失守而导致王朝终结！无疑戚继光看到了这个地方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在如今重文轻武的时代，如果一位名将在这样重要的区域“专断独行（假如戚继光拥有了改变军部各项制度的权利，无疑就会让文官集团感到不满）”势必会被群起攻击，因为此时明朝已建国二百年左右，由于各项制度逐渐完善，军队失去了其军事的价值，此时社会基本国泰民安，在万历登基前十年明朝出现了逐渐的复苏。文官集团漠视了武将与军队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士兵只是匹夫之勇，只是特殊的阶段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械与工具，不需赋予思想，只需让他们在战场上坚定的发挥血肉的力量，不要退缩。
很幸运的是，谭纶与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了张居正的赏识。张居正（此时张基本是这个时期的权威）在入阁之初就有整顿军备的雄心，蓟州就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于是，戚继光发现他只需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加政治。或许，这件事便是明朝后期最值得欣慰的一件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军事振新的一丝曙光，同时也为一代军事天才戚继光欢欣鼓舞。
蓟州军政改革就此拉开帷幕，但最终由于计划过大，各部门配合不力及文官集团的压力与刁难之下最终未成现实。同时，在此阶段，戚继光也取得了军事上的一系列的成功，创造了“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的战术，总结了“鸳鸯阵”。同时改进了战车与杀手的配合方式，不断研究该进了兵器与规范了火器使用。从这里，我似乎看到了现代化军事的开端，戚继光的这种战术思想虽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也暴露了一个军事天才的创造性思想。我们期待戚继光沙场上的雄风，历史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这种精心研究策划的军事战术未能实施，多少有着一丝遗憾。
随着张居正的死亡，戚继光也进入了人生最凄凉与寂寞时期。但是他在在位期间确实达到了本朝武官登封造极的地步，官位位居总兵（即军队的最高长官）是明史上的第一人！
3 李贽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1602年，李贽在狱中自刎，是为自己的崇高理想牺牲的。
李贽是一个悲观的人，他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政治的发展已经凝固，社会大环境把个人的理智与自由的发展已经牢固限制。在一个无法产生新制度的年代，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仅仅被很少的几人坚守。在他研究了道家及佛家的思想之后，他决定重新考虑人生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于是他不再墨守陈规。同时他逐渐的回避着亲族对他的离经叛道不断的给予他压力，在他的心中这一切几乎是一个备受煎熬过程。面对社会种种复杂的现象，他不断的抨击着读书人的自私自利，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找到一的平衡点，可是他应更清楚的是，这个结果不是简简单单的对读书人的要求就能达到的，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已经根深蒂固的决定了这个社会的许多方面。他不断的抨击着自己身边的这类人，可是这其中不乏他的朋友，他的经济往往来自于这些人的支持。社会之中，言行不一的现象已经无法改变，可是对于一个更加自由、公平社会的向往让他不断的为自己的理想的社会而奋斗，看淡了死亡与人生的种种的悲痛。
如果知识份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危立刻会受到威胁。当李贽被捕入狱时，审判官判断的依据就是他“惑世诬民”的著作。李贽也早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他将自己的著作题为《焚书》，认为这本书最终会付之一炬，另一本书则题为《藏书》，藏之名山，以备后用。在他的著作中主要反映的是心学派与理学派的抗争，是对于儒家形而上的反叛与新时期儒家思想的改进。他对君主臣子的关系、政治、财政、历史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本朝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国家制度往往是通过官员及各地的村长、士绅进行传播的，在法律面前，个人生死往往寄托于地方官的一念之间，政府也无法统一各个官员的意见，由此造成了法律与道德的脱节。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贽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同样又被时代所遏制。
一天，李贽要求侍者为他剃头，在侍者离开的间隙，李贽提刀自刎，在最后的时刻，他用手掌与侍者创作了一个简短的对话：
问：“和尚痛否？”
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刎？”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是的，李贽这一生就这样的走完了，他的最后两天是在创伤血污中度过的，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的一个缩影，即忍受了亲人夭折、朋友背叛、社会反对等各种煎熬之后的一次解脱。
三 扼腕，叹息
明末，这样的一批人，像万历皇帝、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就这样孤独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人格上他们都是独立的，在精神上他们都追求着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可是社会的发展是无法寄托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身上，而是那几万万的有思想的人、有知识的人，通过从上到下的旗帜统一与坚持不懈，共同为一个方向而奋斗，在很长的一个时期达到他们的目的。
明末，努尔哈赤当带领着他的铁骑冲破西北边境进入中原之时，这只是历史给予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明朝政府此时已经没有了上下统一的抵御敌兵的军事系统、没有了骁勇善战的士兵、没有了政治的核心领袖、没有了经济的客观支持······管理国家的这一套体系已经奔溃的时候，就像一条链子，一环已断，全线也自然断裂。
明末，百姓生活在疾苦之中，官员生活在放荡之中，儒家的思想系统在破败的同时而又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道德失去了对人们的约束力，君主失去了对社会的责任，最终在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的人之后，这一段历史终将翻过，满清统治正式的进入了中原腹地。开始了新一轮的统治。
这一段历史，铸就了像戚继光一样的英雄，像张居正一样的政治领袖······也铸就了一批的贪官污吏、一批追名逐利的小人，同时又伤害了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黎明百姓。看到1587年的前前后后历史的真象，就会看到在历史变换时刻各色人的内心煎熬与精神放荡，不计万历、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戚继光、李贽他们人格与生命的弱点，我们依旧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他们生活的年代看到社会的悲哀！在为他们生活的年代扼腕叹息的同时，我们又是否在思考当下。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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