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一、“冲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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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江苏髙邮的汪曾祺和出生于浙江温州的林斤澜，不管是个人气质还是小说创作有着许多的共同点，比如两个人都是以短篇小说名世，都善写小人物，都喜欢平实、 简洁的对话，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汪曾祺更喜欢追求和谐，林斤澜更愿意表现冲突，比如二人都是现实主义作家，汪曾祺喜欢在现实生活中编织梦境，林斤澜却是以梦境解构现实，汪曾祺喜欢做一些美好的梦，林斤澜的梦却往往是噩梦，是深渊。以此来看，汪曾祺的小说虽不如林斤澜的小说深刻，而林斤澜的小说却又不如汪曾祺的小说来得美好，孰髙孰低，难以定论，但看个人的审美偏好了。
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与现实的生活相比，都是冲突的。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句话经常被后人引用，以此来印证汪曾祺小说追求万物、人性融洽的和谐之美。尤其是放到江南文化的审美视阈中，这种调和作用更为人所看重， “‘中和’精神作为江南文人生存选择最有效的依赖，不但长期支持着他们的立身行事，微妙地维系着他们心理上的平衡度和分寸感，而且更主要地使他们在克服历史的紧张对抗的过程中接近自我生命时，能够合理地把握和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意志。” 但如果仅从单纯的语义上来理解这句话，就容易陷入认识上的误区，在为人和为文两个方面混作一谈。汪曾祺的所谓对于和谐的追求是自我的一种人生认知，但在具体的小说写作过程中，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对于冲突的表现和深刻的开掘，汪曾祺小说是以和谐之美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审美的圈套，从而带领我们去认识“中和”之美背后的种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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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的表现在小说中也是十分多样的，比如在小说《钓》中，是“钓鱼去吧， 别在寂寞里凝成了化石”，与“本不是为着鱼而来的，何必关心‘浮子’的深浅”之间的心理冲突；在《待车》中，是“雨落着，但江南正有极好的春天”的自然地理表现的 审美错位；在《结婚》中，是“觉得现在随便把她放在什么地方都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了，只等待那个日子到来”，与“然而现在却明明结了婚，当着许多人。她不相信”之间的思想斗争；在《鸡鸭名家》中，是“打气炉子呼呼的响。这个机械文明在这个小院落里也发出一种古代的声音，仿佛是《天工开物》甚至《考工记》上的玩意”所表现出的传统工业与现代文明的抵牾；在《受戒》中，是受戒与结婚，是钻进江南的芦苇荡共享人性欢愉与世俗人生中的冷眼旁观之间的内在龃龉；在《大淖记事》中，是善与恶，是城区与乡下的冲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概括来说，这些冲突是汪曾祺为人与为文之间的冲突，是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之间的冲突，世俗人生与审美需求之间的冲突，而汪曾祺的过人之处在于，这一切最终都是以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传递给人以美的感觉、美的享受、美的遐想。
胡河清在论述汪曾祺的创作时指出：“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贯穿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意念，即把历史视为戏剧。” 戏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游戏、意味着冲突。关于戏剧， 汪曾祺说：“中国戏曲，不很重视冲突。” “这种不假冲突，直接地抒写人物的心理、 感情、情绪的构思，是小说的，非戏剧的。” 这种观点其实是指作者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受戒》《大淳记事》等都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和体现。但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 戏剧本身就是冲突，没有冲突如何能成为戏剧呢？只不过汪曾祺在其小说写作过程中有意地消解这种内在冲突，而营造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唯美主义意境”。这与江南文化的影响是有关的。“汪曾祺的梦境无非是现代自由意志的生活方式和古典意趣的艺术化氛围的和谐结合，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中国老艺术家设计的理想国。” 不管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还是在林斤澜等人的小说中，这个理想国也仅仅是理想，而现实往往意味着冲突，这冲突在林斤澜笔下生出了恶与痛，在汪曾祺的笔下生出了善与爱，但他们都关注世俗人生，因为在汪曾祺看来，“……俗气也便是人气，人少不了它。没有它，失去人性一半了！你会孤寂古怪像那一半，像个谷。”因此，这种冲突下的人性之美，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悲悯之美、怜惜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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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D. H.劳伦斯反对“把拇指浸到锅里”的作家，在他看来，小说是多重力量的平衡，除去其他因素，自有一个神秘、不受他人控制的生命，作者不该打破这个微 妙的平衡，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图。汪曾祺的小说就是一直在维持这种多重力量的微妙平衡，既在儒、道、佛三种思想的冲突之中寻求一种思想平衡，也在自然风景、世俗风物、人生百态之间寻找一种表现平衡，还在梦境与梦境、梦境与现实、现实与现实之间寻求这一种艺术平衡。但这些平衡的实现都是以表现冲突为前提的，没有冲突也便没有平衡的必要，比如《受戒》中，如果没有受戒与世俗爱恋之间的冲突，那么明海与小英最后在芦苇荡的鱼水之欢便消失了那种唯美和自由，比如《大淖记事》中，如果没有善与恶的冲突，没有灵与肉的挣扎，那么小说的结尾也不会产生那种冲突之后顿然升华 的纯美力量：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汪曾祺巧妙地利用这种虚拟的对话，化解了小说之中一直存在并持续发酵的情感冲突，这是一种十分隐秘的手法，但仔细品味，确是相当高超的。在《钓》中，作者结尾时说：“我钓得些什么？难得回答，然而我的确不是一无所有啊。” 这种虚拟的对话方式是汪曾祺小说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结构方式，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复仇》的结尾：“不许再问下去了，你看北斗星已经高挂在窗子上了。”《待车》的结尾：“先生，你请坐坐吧。你累了呢。是呀，你忙得很。你一天到晚老是跑来跑去的，真是！椅子是多么好一个主人呀，它多么诚恳，多么殷勤。” 《最响的炮仗》的结尾：“你们贵处有没有这样的风俗：不作兴向炮仗店借火抽烟？这是犯忌讳的事。你去借，店里人跟你笑笑，‘我们这里没有火。’你奇怪，他手上拿的正是一根水烟媒子。”
汪曾祺不仅善于利用小说的结构来化解冲突，还善于利用江南的草木虫鱼、人间美味，来转移冲突带来的紧张感和不适感。汪曾祺在《葵•薤》一文中说：“古人说诗的作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这最后一点似乎和前面几点不能相提并论，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 以此来看，汪曾祺对于草木虫鱼等世间万物的偏爱，仍然是对于人类的钟情，因为人不仅仅生活于这俗世的人间烟火中，还与这些同样有着生命和灵魂的万物共同呼吸、一起成长。汪曾祺得小说之真味，于调和之中 发现矛盾，于矛盾之下得以调和，此为和谐之核心也。
好的小说不会诉现实，但一定要消灭世俗生活中令人厌倦的烟火气；好的小说可以逃离现实，但一定要学会发现世俗生活中的真相和悲哀。汪曾祺的小说很世俗，却一 点也不俗气；很现实，却毫无无聊琐碎之皮相；很和谐，却时时表现出冲突之下的人性之美；很古典，却也尽显士之风流本色；很平淡，却于无声处听惊雷；很细微，却也展现出对于大生命、大千世界的悲悯情怀。（未完待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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