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历史的书写着虽说可以追溯到秦汉之前，但是历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司马迁的治史动机又如何，我们可从其作品《报任安书》中得到解答：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下面就和大家来谈谈这三句话。为什么只谈这三句话，因为这三句话已足以概括历史学者治学时的总体动机。又因为历史为现代服务的精神，所以这种观点也将会延伸，不止在秦汉之一隅。
1引言
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方法论应是与研究同样重要的。而对于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动机是什么，想必不同学者有不同见解。所以本文在此只就关于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动机做一出发来写,此是其一。其二本文在于传达出一个学习了历史四年之久的学生的综合历史观。其三也是本文的主体所在，其中主要包含对司马迁三句话的延伸。最后延伸至现代社会，并延伸至哲学领域。
2.1究天人之际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先前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与汉武帝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天人感应观点基本对立。其中，天道总体来说是一种虚无的东西，因为古人能力有限，所以很多时候自然现象所带来的启示被视为天道。通俗来说，这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想要了解上天的反映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古代，虽然也有无神论者，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人则是更为众多，所以孔子说要敬鬼神而远之，其鬼神也有天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后来人大多也是沿袭这个传统，除了少数特别的信奉天为一种具体的实在的人和更少数的无神论者之外，这大多数人就组成了整个封建社会存在的具体形态（虽说有人怀疑封建社会是否具体存在，但是在中国公认的封建社会就指从秦初到清末）。而天在古人看来也并不完全单独列出的，因为天在上，那么人就不能忽视这一无具体形态的存在，所以人需要与天之间进行联系，其联系的媒介现在看来只有两个，天子，祖先。天子为什么毋庸置疑的就是那个人与天之间的联系，首先我们可以从天人感应这种思想出发。那就是天子之所以为天子，就因为他是上天之子，是与天有所感应的。所以就算是天子的出生记载也多是自然启示。最关键是多数人相信，于是天子出世时的不平凡注定了他只能是天与人之间唯一的媒介。而天子的作用就是上接天，下接人民，帮助天统治人民，管理国家。并通过一系列祭祀，封禅等以达到上通于天，下安于民。而祖先这个媒介则是因为血缘上的亲近，以及人死后未知世界的统治民间的信仰造成的。所以很多时候民间应对天灾人祸时只能祈求祖先保佑，而不是通过自身努力和奋斗获得解救。这也因为民间佛教功德说的传播，所谓上一代做好事积阴德，其行为所获得的善果就会荫庇到下一代。
对于人的行为，既包括天子的行为，又包括民间的行为，其行为有大有小。天子的行为自然无小事，因为他的行为就代表上天的行为,或者说是天道的行为。而民间琐碎事较多，不能一一例举，只能通过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来讲或是其他民间谚语来讲，而这句谚语其意就是，如若你做了亏心事，鬼有可能就晚上来敲你们家门，至于是自家祖先的鬼还是别家的鬼，那都是一样，反正见到了都是不吉祥的东西。在民间，虽然很多时候祈求祖先保佑，但是这种保佑是现实子孙所希望的暗地里的帮助，比如说子孙想发大财，那么，他祈求保佑的意思只是我做买卖时，顾客盈门，而这种的保佑就是间接地，并不想直接从祖先处获得。而祖先代表的未知世界对于其子孙都是存在一种畏惧的。所以说民间的信仰本身就不是很可靠。
对于天人关系的阐述，后代人其实还是孔子的话，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其中又含有敬的成分在，所以后代不得不通过一系列仪式而表达敬。也可以说，封建社会的天人关系主体来说就是不甚可靠的。而且在封建社会，一般都是每当社会或是个人处在关键阶段，这时才想到天，想到祖先，看天的反应，而后看祖先的反应。而天其实在现在来讲在那时又是虚无的东西通过一系列自然无意识的暗示所展示出的虚无的意见。于是这种天人关系并不如我们现在想象中那么如何紧密。
虽然天人关系贯穿整个古代，或许这种关系甚至开始于夏商周之前，但是真正对于我们认识中的天人关系的确立却是在董仲舒时代。董仲舒大约是武帝时代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司马迁同时在世。但总体来说，他是比司马迁更早，也比司马迁更早扬名。他是治《公羊传》出身，沿及墨法等各家，最后又集各家之成于一身的大儒。他虽然可能不是最早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等学说的创始人物，但他却是系统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关键人物。在《举贤良对策》中，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大一统，还有罢黜百家的主张实际上成为儒家开始坐拥汉族思想核心的关键举动。武帝之前，黄老之术盛行。武帝后，儒家居于绝对正统地位。也正是由于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等学说，这才使得在封建社会天人关系存在一个绝对的纲领。当然，这种绝对的纲领性文件最终使得封建社会得以名正言顺的延续，并使得坐拥江山的天子有了神授的天意得以名正言顺的统治。于是早熟的中国文化直至清末总共延续了两千年左右，而其最强有力的维系就始于董仲舒这种天人关系的确立。
天人关系一般多于封建社会时讲，那时有天子，天子是天和民的中介或者说是天道和人事之间的联系。而现代社会，其实也还存在着一种天人关系，而这种天人关系即是人与自然。也可以说之前的所谓的模糊的天和敬而远之的民，现在变成了明确的自然，也即是我们整个生存的环境，和不需要介质的我们每个人更为密切相关的关系。人与自然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古代天人关系的延伸，在古代，我们处于敬畏，现在我们出于热爱。之前我们被动，现在我们变被动为主动。而现代天（自然）与人的关系看起来更加清晰，在清晰的同时，我们需要明白，天人关系并未结束，它正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
2.2通古今之变
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毕竟司马迁心怀社稷，期望国家强盛，人民安定。这就不由得使他想去总结历史规律以为统治机构做出未来走向方面的决策。而这些决策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间接的服务了民众。
单看通古今之变，实际上才真正讲到历史的主体,也就是所谓的通史。而通史呢，那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因为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大多数史学家心目中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通史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怎么写?历史从哪个方面出发来写。不同人有着不同解答，但是历史内核就是古今，从古代到现代，时间是这一变化的单线联系。也是经过这么久时间的积蓄，历史才出现了，而绝不会存在着历史本身就存在的可能性。通晓古今之变，在司马迁看来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希望为帝王服务，也就是为着统治阶层做政策的评估。对于历史学，其本身与政治密不可分。那么在一个文明相当发达的今天，历史学的意义更在于个人，或者说从文艺复兴始，个人的意义被发觉以后，历史就不再作为一种高贵冷艳的存在只被在上的人所熟悉，而更多的将会被自我发觉的个人所接受。所以今天的人们，不只当今统治和管理的阶层需要历史，个人也需要历史。但历史的顾虑相信统治者更需要历史，因为只要他们通晓了古今之变，他们才能更好的维系社会的稳定，以及他们统治的长治久安。但个人的需要历史其意义也变得更为深远，更为广大。
对于古今之变。其中就以董仲舒为例，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于董仲舒的描述仅限于《儒林列传》最末。而至《汉书》班固则将董仲舒单独列为一传为《董仲舒传》，其实对于班固对董仲舒的单独列出，其夹在里面的也仅是多了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内容。而也正因为这多出来的，于是现今《天人三策》又被有些人视为伪作。而为什么后代的竟比前代的更为详细，这不符合逻辑，所以有学者持怀疑态度也说得通。这样看来，其原因可能是董仲舒本身地位的提高。而其地位的提高自然也就意味着研究他的人增多，于是资料也逐渐的增多，所以越到后来越详细。于是到班固时，班固已将董仲舒单独列出做传。但是相比于《史记》中《汉书》多出来的天人三策，现在看来其思想精髓有可能确实是董仲舒本人的，而内容则大多是班固所写。
那为什么会产生同一个人历史上书写的不同。原因就是古今地位的变化。而据这种变化，据推测，董仲舒在其时代并不是重量级的。直到后来他的思想精髓的影响，大家才逐渐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于是后来就对其重新定位，也就出现了班固《汉书》中的单独列传。其实这种地位变化所导致的历史上书写的多少的案列并不少见。
另外通晓古今之变，其意也并不真的就指古和今是有变化的，而是说通晓之后还要得出规律。规律自然其中有变的成分，又有不变的成分。对于规律，历史学家通常喜欢将秦和隋，或是秦汉和隋唐放在一起比较。对于此两个历史上的大时期来说，秦和隋都是二世而亡,且都亡在暴政缘由上，而后起的两个朝代又很大程度上吸取教训并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是要说相似，一定程度上隋和民国政府也具有一定相似性。首先隋朝开国君主和孙中山较为相似，都在为统一作出不懈努力。相比于秦朝的短亡，实际上的秦是在一世就奠定了亡的的基础，所以秦二世不久就亡了。但隋和民国则不同，第一代均是能维持较为基本的统治信誉的。而至后来隋则是因为杨广的暴政，不惜民力。民国的实际上第二代人物是蒋介石，蒋介石则也是因为不惜民力，并因为在官僚机构腐败上作为少而造成的经济坍塌引起的民国政府的垮台。但是隋炀帝和蒋介石又都不是平庸之辈，他们纵然过失很多，但又建树可圈可点。比如隋炀帝，其最大贡献就是京杭大运河，其次在完成最初的统一时平掉了最大的一个障碍南朝陈叔宝。而蒋介石，最开始统一时领导过北伐，虽说只取得名义上的统一，但后来领导过的抗日战争则绝对是有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这样看来，隋朝和民国也是较为相似的，或者说隋朝两位君主和民国这两位有可比性。当然，这样比较的目的，其一是说明古今之变中的不变，其二在于牵扯出隋和民国后的统治。那么唐代和现代中共领导的中国，则是非常的不同。首先，唐朝最开始就进入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而现代中国则是先成立之后封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所以唐与现代中国似乎不太具有可比性。但是所谓开明和封闭其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而目的却是都相同的，那就是维护统治的长治久安。唐朝已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永远的留在了封建社会，但现代中国并不，现代中国先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封闭，而最终走向开放。其历史结局还未定，所以我们现今要最大程度上发掘历史的经验，历史的规律，以寻求现今社会的稳定以及延续。而这就要看当今统治者如何作为。
历史从古至今的衍变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对于社会，这种规律并不是朝代更替，而是更能说明问题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然，对于个人的规律则是：顺应现代社会者则昌，逆之则亡。
古今之变，其变最重要体现在物质世界，而人心大概是没怎样变的。中国至今也还是有三纲五常的影子在作祟，而虽说朝代更替，也并不把民国贪污腐败一并变了去，且中国现在贪污腐败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并愈演愈烈。
2.3成一家之言
所谓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就是指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学说或论著。而成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想借写这么一部著作来表达他的独到的历史见解，与他的通古今之变后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表达他想让《史记》成为《春秋》第二。孔子做《春秋》就是寄寓社会政治理想的，况且孔子始终都是一个积极的入世之人。
对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后来者绝大多数望尘莫及。这都是因为司马迁对于一家之言的形成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其中不乏自己的出访，游历，以及对于皇家藏书的阅读，也不乏其父对于他的诱导以及影响。
在古代还没有历史学家这个称号，司马迁是作为史官而存在的。所以那时还很少谈到治史学的态度。而司马迁的治史学的态度经他自己讲则已经昭然若揭了。即是成一家之言。而这一家之言所包含的内容是宽泛的，不止是拥有史料，还要对史料加以整理，整理的过程或许是带有私人情感的。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明确提出舒其愤的态度。另外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其代表的还是官方机构，所以对于史料的带有私我性质的整理还不够，还要得出结论，以达其可以为统治阶层做决策的目的，但是司马迁又并不止是一个史官，他还是对下层劳动者带有同情的官僚，所以在其舒愤过程中当然还包括了对于人民的大篇书写与歌颂。于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态度，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并不是一个严谨的著作，因为他本身并没有对于历史的客观概念，只是要根据个人情感而需要的书写。况且古时代由于交通信息的不发达，司马迁就算各地走访，这也很难得到真实的史料。因为这种口耳相传的历史可能很大程度上已被改变了原貌。就说孟姜女哭长城一事，据顾颉刚考证在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称作杞梁妻,或者叫杞良妻，即杞良的妻子。杞良本来是杞国的战将，后来在跟莒国作战的时候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表示哀悼之意,杞良妻拒绝了。因为按照礼仪，不应该在野外悼念，而应该到她家里面去悼念。这个故事在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民众的故事,而是一个贵族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礼制礼仪问题的一个说法。但是传到汉代不知怎么的，就传说成了孟姜女哭长城，还把秦始皇也牵扯了进去。虽说秦始皇有暴君的一面，但这罪名安在他头上的确不应该。
对于一家之言，其应是司马迁对自身的肯定。也正因为有了一家之言，有了独创性，所以才可以流传后世，藏之名山。但是对于这种非要以一家之言而承担起对于历史或是通史的叙述的任务的史学者，想必在现在是会被争议的。对于以一家之言写成的《史记》，想必傅斯年的观点也是不能赞成的。傅斯年曾提出，近代史学就是史料学。仅仅从这一观点极端出发。史学就几乎成了史料的堆砌，而毫无趣味可言。但是真正的史料的堆砌却可以客观的呈现历史，这对于未知历史的人们可能更具有冲击性。另外史学只是史料学，虽说仅是史料的堆砌，但也很难有人做到。因为很多原始资料首先就是被一家之言滤过的，所以这样一来，也很难做到将史料堆砌。
对于历史学的观点和态度，司马迁其实与傅斯年完全走了两个极端。一个大胆的提出就是要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按自己的路子去写，而另一个讲究几乎完全的堆砌史料。而大多数历史学者走的是中间的道路，而中间道路则是一条安全的道路。
3总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综合来讲，其第一句是谈到天人关系（天和人的关系就是，天创造了人，人要服从上天的管理，而上天没有具体的实在，于是在人间天子就是天的代言人），其第二句是谈到古和今的关系（其实对于古今关系，现在是很明确的，古已不可追，只留下为今服务的作用，并为今后的走向做出参考），其三是谈到个人的发觉（一家之言，其实明确就是做自己，不局限于世俗，要创新，要自信）。其实用哲学角度类比也是讲得通的，其第一句暗含的是我们从哪里来，其第二句暗含的是我们往哪里去，其第三句暗含的是我们怎样看待自己和做自己。
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是谁。这是贯穿整个哲学世界不可逃避的问题，当然，至今也没能有人做出信服的解答。所以这也将是一个一直探索的问题。不过每一代人也都在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司马迁的这三句则是他自己的甚至是他那个时代的解答。就说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司马迁给出的回答是天，现在看来似乎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而来。可最初的人的确是天，也即是自然因素巧合生出。所以人究竟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绕到司马迁那个时代。人是天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三句话并不单纯的就是三个说小就小的问题，综合起来看就是哲学的核心问题。虽然司马迁至始至终没有贯穿哲学家的名号，但是作为当时对于历史了解极为丰富的他来说，他不可能不产生一些哲学思想。虽然他即使有了有关于哲学的思想，但他没有意识到，而是暗中无意的流露了出来。这也代表他进行了一些哲学的思考。而且历史学科作为人文学科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其与哲学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因为哲学的问题贯穿了历史的始终，当历史没有尽头，哲学的核心问题也将得不到解答。
《史记》是以人为主体而写的兼及经济等领域的历史著作，虽然可能有一点不严谨，但是相较于历史上缺失这样一部著作来说，那么《史记》算是对于历史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将和司马迁一样永垂不朽。虽然古代史大多沦为政治史，而且《史记》大多也是记载政治性人物。可实际上《史记》又因为以人为单位书写，所以也等同于司马迁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人的作用。所以在司马迁的历史观中，其大概是倾向于英雄主义的，这一点可以从司马迁对于陈涉，项羽的书写中看到。而之上讨论的三个有关于哲学的问题，其最终归结都是人。所以司马迁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肯定了人的价值。但他始终也是维护正统统治的,但是又因其对于劳苦大众的同情，他又希望像陈涉这样的人物可以在一定非常时期揭竿而起。所以他并没有将陈涉描述成一个暴乱者，而是给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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