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谢开体】
老成都每天晚上，在每条街巷，都有一个更夫，提起一面小铜锣敲击，在昭忠祠街、昭忠祠后街、北书院街、玉皇观街、城隍庙街、东较场街等七八条街巷，就曾有一个更夫根据时令、季节，随口喊出百姓和商贾们应注意的事情。
白天，更夫们鸣锣以后便口头传达官府的通知，乡长、镇长口头决定的简单政务，如交税、纳捐、征收壮丁款的期限和召集百姓开会等等，均由打更匠鸣锣通知，不得有误。打更匠是乡、镇公所、城市联保主任公所和警察分驻所的“公事人”，是有职无编制的半个“公事人”。因为他们的地位低下，名义上是打更匠，实际上“衙门”头的一切重活、脏活都由其包干。因为没有正式编制，当然就没有工资。其薪酬全靠在居民、商贾中凑集，连一个乡丁的工资都不如。
前面说的街巷的那个打更匠名叫曾二兴，他是安岳集贤乡的一个农民。1939年，川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横尸。当时他才10岁，父母被饿死后，他随逃荒的人流来到成都。到成都后，举目无亲，便在北门大桥帮人掀车，又靠捡渣滓过活。后经好心人介绍，到昭忠祠街警察分驻所当了打更匠，吃、住才基本固定下来。
曾二兴，高高的个头，臂宽腰圆，两片厚嘴皮。他说话口齿清楚，嘴巴又特别甜，见人就招呼：“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姑姑、孃孃……”因此，街道上的人都对他有好感，喊他“曾打更”。他的“公馆”，没有设在警察分驻所，而是在昭忠祠街110号巷道大门角角上的一个偏偏。他也没啥子家具，热天，一床烂篾席，一把烂扇子；冷天，一床“油渣铺盖”，一个用废报纸捆起做的“枕头”。
曾二兴每天早上就先到警察分驻所和联保主任办公室，一是听取需要鸣锣、传达的任务；二是要把分驻所内的饮水挑满，院子、厕所打扫干净。等杂活干完，便在街上巡逻一番，看看有无临时任务。这几条街上有啥红白喜事，他都乐于参加，跑路、扫地、抬桌子板凳、打扫卫生……他不收工钱，只吃点残汤剩饭。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叫他来帮忙。他也混点伙食，两全其美，各取所需。
1947年夏天，开机房的吴保长满50大寿，广发请柬，以此准备大捞一把，借机敛财。吴保长请了厨子，办了20多桌酒席，大宴宾客。殊不知在他生日那天，突发大雨，整日不停。吴请的宾客，除了街坊上的几个近邻外，其他的都被大雨所阻。办的宴席若不处理就会发酵生霉。吴保长只得命令家属将几盘子不易坏的菜留起来，其余的汤汤水水如烧什锦、蒸肉等之类由曾打更帮忙处理。于是曾二兴用木桶装了满满的一挑，担到警察分驻所去，让生活清苦的警察们打了个“大牙祭”。众警察一个个吃得汗流浃背、满嘴流油，皆大欢喜。吴保长却成了“偷鸡不成倒蚀把米”，成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曾打更的主要任务是每天晚上从打二更起（晚上八点半左右），便要打更报时，以提醒市民防火防盗，保障辖区的平安。他提起一面小锣，边走边喊：“天热干燥，小心火烛，夜有小人，防火防盗！”冬天则喊：“三更锣锣响，烘笼提下床，万一蹬倒了，要惹大祸殃！”当其走到有商铺或饮食店的街面时，则喊：“时间已三更，大家都关门，门板要上紧，火烛要小心，谨防贼娃子光顾你店门……”随时提醒大家，保证安全。曾二兴在打更巡逻时，凡是遇到有乞丐、小偷一类人露宿在街头或商铺的柜台、火炉旁，举起手中的锣锤便打，打得这些人拔腿就跑，这就是打更匠唯一的权力，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心头不满时，碰见有乞丐或小偷露宿的地方，他就会猛打大骂，来发泄其不满。
曾打更的生活来源也和其他打更匠一样，一是靠街道住户凑的“打更费”；二是靠逢年过节募化。每逢端午、中秋、春节，打更匠就找辖区的商家，借三把挂面、一封点心、几个水果，放在木制条盘内，放在住户的面前，口称：“恭喜发财，与主人家拜节（或称拜年）！”他挨家逐户，从不漏掉。如遇困难者，拿不出现钱，大米、杂粮都要交半碗、以表心意。三是“掌红吃黑”。曾打更晚上走街串巷地打更，很容易碰见小偷和烟灰（吸食鸦片者）。只要小偷“孝敬”他一点，他就会睁只眼闭只眼。如果小偷不懂窍，他便报告警方，小偷马上被抓，打得皮开肉绽，鲜血长流。
曾打更在昭忠祠等地一直干到1952年底，当时街道上已不需要打更匠，便由派出所将其安置在工人医院当杂工，守停尸房。曾二兴毕竟是小农出身，一生爱钱如命。20世纪60年代，为了挣10元钱的拖尸费，他冒着枪林弹雨去拖死尸，票子在他包包尚未揣热，当其在拖第三具尸体时，“叭！叭！”两声枪响，他就被流弹击倒在地，再也未曾爬起来，其尸体按无名尸体火化，连骨灰都不知去向。可怜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公事人”，就这样了却了凄凉的一生。
（下篇:《成都三座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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