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遇商鞅
显王七年，秦献公去世，其子秦孝公继位，年仅21岁。彼时秦国经历了几代君位动荡，国力大为削弱。故秦孝公继位后欲修明政治、自强秦国。
此时的商鞅正是魏国国相公孙座的侍从之臣，公孙座病重之时向魏国国君举荐商鞅，却不得用，听闻孝公法令，于是投奔秦国。励精图治、求贤若渴的秦孝公，遇上一心施展才能却不得重用的商鞅，君臣一拍即合。
改革与负面声音
商鞅在秦变法，但初期就遭到秦国人的抵制。“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回顾古今，但凡改革必然会有强大的负面声音产生，甚至于如今的企业制度改革也是如此。但遭遇抵制的改革是不是真不得民心，还应不应该改？商鞅、甘龙的秦孝公的谏言可为我们提供参考。
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可以看到，甘龙的观点代表改革中被波及的大部分人。“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原来的法令官吏更纯熟、百姓更习惯。所以没必要改。
而商鞅的观点是：“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也就是说，安于故常是一般人的通病，也并非真正抵制，所以如果国君认为可行，没必要和他们讨论，等到成功了与他们分享就行。真正成事的人往往就是和别人的计划不一样。而对于那些安于常态的人，“智者作法，愚者制焉”，本身就不适合做制度的制定者，任其为官，尊法守法即可。
商鞅所言之于如今，正可以为企业改革的掌舵人提供借鉴。
1.放平心态。凡改革必有抵制是常态，所以大可不必太焦虑；
2.核心团队不能是抵制改变的人。与之商讨计划的人，可以不认同制度，但一定不能从本能上抵制改变。有些人安于守故，对改变有抗性，但还是能遵守制度执行的，这样的人只适合执行，任其为小领导尚可，但改革之事没必要和其商讨；
3.改革要负责任。国家改革关乎全民，企业改革关乎职工，而改不改、怎么改的担子最终还是压在掌舵人头上。“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改革结果好不好，最终看的是你有没有知人之明，是否有图强的能力。如果想好了，就放手去干，但千万加点责任心，别拿所有人的利益去试水。试多了就反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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