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作者: 茅海建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1-12
页数: 478
丛书: 三联文史新论
ISBN: 9787108039811
茅先生致力于考订历史细节，继《戊戌变法史事考》之后再出二集，作为茅粉自然是第一时间拜读。
以下是推特读书笔记：
公车上书是康党制造的神话。公车上书本身作用不大，并且康有为也不是主导人。康梁主导的联省公车上书，由于签约已成定局，实际上也未递交。当时朝野一片反对和议之声，但光绪四月初已决定同意签约。茅海建认为，翁同龢为阻止签约有意透露部分协约内容，发动朝野上书反对签约。翁才是幕后主使人。公车上书确实起到了延缓签约的作用，但作用仅此而已。关于签约与否的决策，后来主要取决于俄德英法的调停结果，以及前方主将的态度。康有为一生未进入过高层政治中心，对决策过程完全不了解。他的《我史》对自己的作用颇多夸大。事若不成，必有顶级人物反对，这也是康于公车上书一事怪罪于孙毓汶的原因；而康则对翁同龢等大员耳提面命——这是《我史》里常见的场景。强学会、官书局是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之一。大学堂章程为梁启超所拟，而康有为也觊觎总教习之位。看来康梁意想在京师大学堂复制万木草堂的模式，将天下士子尽纳入康门。管学大臣孙家鼐政治、学术思想均与康相左，自然不会举荐康为总教习。他推荐长年出使欧洲的许景澄。康有为推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孙家鼐提议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借机将康挤出京城。康迟迟不动身，八月初五晚慈禧所阅杨崇伊奏折提及此事，这可能是政变的诱因之一。光绪十分欣赏梁启超。梁主持京沪两个译书局，开办经费共六万两，每月经费五千两，是当时清朝内部经费最为充足的官员之一。但不知为何，梁没有编译成任何一本功课书或西学书。孙家鼐后来修订大学堂章程，几乎把康梁打下的埋伏都清除掉了。京师大学堂初建期康派与孙派之争，双方斗争的核心不在西学而在中学，在于经学及由经学引申出来的政治思想。双方皆有意将其经学凌驾在其他学科之上，与近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并不吻合。大学堂是政变后戊戌变法唯一留下的成果。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898-12-31），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在堂学生219人。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00-7-9），义和团已进入北京，大学堂暂行裁撤。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是一次历史上少见的来自中下层的无指挥多声部政治大合唱。这些上书具有广泛性，代表着中下层官绅对时局的看法及相应的救救时对策。绝大多数不靠谱，也有自吹自擂以此谋进身之阶的。严复建议光绪游历西方诸国，访中西政俗之异同，宣示中国将变法求治，争取友邦，求中西和平。游历期间由慈禧监国。严复倒不打得上书，而是发表在《国闻报》上。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召见他时问起此事，严复才将八个月前旧文上报。上书时政变已发生，自然就没有下文了。保举作为官员选拔的一种方式，其历史极为久远。到了清代渐成为皇帝任用官员的重要参考。甲午战败及胶州湾事件后光绪多次下诏求贤，要求京官督抚保举军事、政治、外交人才。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即“明定国是”诏下达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康有为由此获得召见。变法行将失败之时，康党于七月末发起了最后的保举攻势，要求开懋勤殿议政。整个保举情形中，光绪对刚毅等军机大臣的保举，基本听从；对于张之洞、刘坤一的保举，大体听从；对于其他官员的保举，不过是例行公事；光绪最关注的，是徐致靖、李端棻、陈宝箴等人的保举，尽其权力而从之。考证与实证不完全相同，在没有直接史料的情况下，考据学讲究的是曲径通幽，即以间接材料解间接问题，弯曲以达核心。亁嘉之力作，亦有由此途者。历史作为已经发生的事实，是相当客观的，但历史研究却是主观的行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对史料的主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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