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程度不同，收获也会有所不同。

《异类》金句：如果没有机遇和文化、环境因素，即便是智商超过爱因斯坦，也只能做一份平庸的工作。

No.51《异类》

█ 一个案例

比尔•盖茨的成功经历总是被大众津津乐道：数学天才爱上了电脑编程，从哈佛辍学，与朋友开了一间小电脑公司，取名微软。在天才头脑和雄心壮志的共同作用下，微软以惊人的速度成为软件世界的中流砥柱。这是有关比尔•盖茨经历的通俗版本，但当我们挖掘得更深入一点时会发现什么呢？

盖茨出身于富裕家庭，七年级时转学进入西雅图湖滨中学，转学后第二年学校购置了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而当时许多大学甚至连电脑都还没有。从那时起，盖茨的生活就基本转移到了机房了。

那时候，上机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资金雄厚的湖滨学校也负担不起。幸运的是，当时有一家专门提供主机上机时间租用服务的公司，叫做C-Cubed，它的创始人的儿子就在湖滨学校读书，于是他想到了利用儿子学校的电脑的空闲时间测试一些公司的程序，作为交换，他免费为学校提供一些上机时间。

在C-Cubed倒闭后，盖茨又联系到ISI公司，它们雇用学生编写企业薪资管理软件，而学生的报酬是——免费上机。

当盖茨大学二年级从哈佛辍学自己开公司的时候，他已经不间断地学习编程7年了。当时，全世界能有像盖茨这样的经历的人可能不超过50个。

█ 四个启示

启示一：优势积累

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真正的天才会很容易就能把事情做好，这实际上把问题简单化了。虽然人与人之间在先天上是有差距的，也确实有一些领先优势是天生的，但这并不能简单地直接造就后来的成功，而是需要在实践中把这种领先优势不断强化，在量的累积达到足够大的程度时，才会转化为质的改变，成就辉煌，这就是本书关于成功的第一个启示：“优势积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拿大心理学家罗杰•巴恩斯利在观看冰球比赛时，意外地从队员花名册中发现，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职业青年队绝大多数球员的生日集中在1月、2月和3月，达到了40%还多，而1月到6月出生的球员占到了总数的70%强。

难道是星座守护神在发挥作用么？当然不是，原因其实很简单，加拿大冰球队按年龄分组所依据的分界线是1月1日，即从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会被分在同一组。年初出生与年末出生的选手由于有将近12个月的年龄差距，在青春期到来之前，球员之间在生理成熟度上将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一点前期优势帮助那些稍大的选手得以进入“巡回赛小组”，获得优秀的教练辅导，从而在冰球运动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职业冰球队员一开始因为年龄优势，在体能、肌肉协调性、理解力和其它身体、心理条件方面比最初所在球队的小队友好一点点，所以上场的机会、被教练重点关注的机会就都会多一些，然而这微小的优势带来的机遇，扩大了他和那些队友之间的差距，随后差距与机会交替发挥作用，最初微小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最终被选中的队员成了真正出众的天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马太效应”。简单来说就是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

这一规律在其它领域也得到了相同的印证。统计结果表明，在最近一次的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参赛队员有 135 名出生于 8 月之后的三个月，也就是8月、9月、10月，而只有 22 人出生在 5 月、6 月和 7 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因为国际足联的年龄分组日是 8 月 1 日。

我们常说的怀才不遇，实际上就是有非凡能力的人没有获得非凡的机遇。许多取得非凡成就的人往往都是某种独特机遇的受惠者，获得这些特殊机遇的人，他们有更高的概率获得成功。

对于创业者来说，必须认识到决定成功与否的不仅有主观因素，许多客观因素也在无形中发生作用，比如天生优势与机遇。创业者如果发现自己某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或者抓住了某个机遇，一定要好好把握，并努力积累优势，这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启示二：文化模式

一直以来，我们中国人，甚至包括近邻日本人，都被冠以“吃苦耐劳”的标签，在世界范围内，要说最勤奋的工人，非中国人莫属，有个笑话说，一个阿拉伯人向他的上司抱怨说，“我的工作太辛苦了，每天都要加班到两点，注意，这里的两点是下午两点哦。”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身边的许多创业一族，每天加班工作可远不只是到凌晨两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作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来至于文化传承或者叫文化模式的不同。中国先于世界各大文明进入农耕社会，中国也是稻田的故乡。稻米种植的过程复杂而繁琐，不仅要付出大量劳动，还要有严格精准的操作。毋容置疑，千百年来种植水稻的农民是种植各类农作物的农民中最辛劳的一群，有专家估算，从事水稻耕种的亚洲农民一年的工作时长约为3000小时。而在18世纪的欧洲，普通农民一般从拂晓劳作到中午，一年下来大概的工作时间也就1200小时。

作者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建立在勤劳基础上的稻田文明或者叫农耕文明，培育出了亚洲人常见的努力工作的品质。亚洲人在许多方面受惠于这种文化。

文化传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的保留下来。

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传统和行为模式，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在个人发展道路中也发挥出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生活中，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特有的文化模式取得成功，甚至寻找如何巧妙运用文化传承特性获得成功的秘诀。我们的“国球”乒乓球之所以数十年称霸世界乒坛，无人可以撼动，就与我们这种勤奋、坚持不懈等可贵品质直接相关，一个运动员从几岁开始到走向成熟，十几年如一日地在小小的球台边枯燥地磨练技术，溶入骨血中的文化传承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同样地，一些可能会阻碍自身发展的传统或行为模式，我们也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后天培训等方法来加以改正。

大韩航空曾经是世界上事故发生率最高的航空公司之一，在1988年至1998年间，其事故率一度高达百万分之4.79，这一数字是同时期美联航的17倍！如此高的事故率使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机场拒绝与其合作，美国更是要求驻韩美军军官不得搭乘大韩航空的飞机。

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经过专家对连续几次飞机坠毁事故原因的分析，他们发现了看似十分不可思议但却又极其致命的原因，这个深层的原因正是韩国文化中语言表达的模式问题，受文化传统的影响，韩语的表达非常复杂，仅以两人见面时的称呼来说，就至少有六种：正式称呼、非正式称呼、直接称呼、熟人称呼、亲密称呼、普通称呼，沟通中还要委婉并且极其讲究尊卑，这种缓和性的语气在日常行为中可能显得更得体、更有礼貌，但是在高速飞行的操作中，尤其是发生紧急状况时，往往不能准确、清晰、快速地表达目的、传达指令，从而延误最佳的避免事故时机，最终酿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起来也变得异常简单。大韩航空从美国达美航空聘请了有空军服役背景的大卫·格林伯格协助管理公司运营和培训，格林伯格只用了两招就彻底解决了问题。办法很简单，第一，他要求大韩航空的所有飞行员包括机长、副机长、随机工程师、地勤指挥等必须说英语，因为英语不但是世界航空界的标准工作语言，而且英语的表达简单直接，没有韩语中不同身份地位人员之间的敬语、平语之分，沟通更有效率、更精确；第二，他把对韩国飞行员的培训全部委托给波音公司的子公司翱腾飞行训练公司，利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帮助飞行员跳出韩国传统文化中森严的等极框框，打破原有的机长、副机长、工程师的尊卑限制，灌输美国文化中的平等理念，所有人在飞行中拥有相同的表达权，彻底解决了关键时刻“位卑”者不敢表达意见的问题。格林伯格的这两个措施实施后，大韩航空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空难，并且还被权威的《国际航空运输》杂志授予“凤凰奖”。

文化的影响通常是潜移默化，不易发觉的，但它确实在成功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勤劳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成功的必备品质，必须好好加以利用。

启示三：智商门槛效应

研究表明，智商与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一旦某人的智商超过120分这个门槛，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同比能够转化成更多的现实优势。

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在招收有特殊背景的学生时会有一些政策上的照顾。该校法学院每年会招收大约10%的少数民族学生，对他们的招收条件和入学分数会调低3%左右。如果单纯按入学成绩来比较，明显白人学生要更加优秀一些。但密歇根大学通过调研，发现这些少数族裔学生中大多数人毕业后过得十分不错，与他们同期的白人学生并没有明显差别。原因是，尽管少数族裔学生入学成绩要稍低一些，但这一点差距并没有本质上的高低分别，他们的聪明程度也足够达到入学门槛。

著名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曾经坚定地认为：除道德外，没有什么比人的智商对人生的影响更重要的了，智商高的人具有更大的潜力。然面而事实上，智商在现实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特曼的专长是测试智商，目前世界各国通用的标准智商测试,就是他发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刘易斯·特曼就开始了著名的“天才研究计划”。特曼从25万名小学生中选出了1470名智商在140到200之间的天才少年，给他们命名为“特曼人”，并且时刻关注这些天才的成长，从教育、婚姻、到心理健康、生理疾病甚至工作后的升迁等等，都给予全程的跟踪、测试、评估和统计。特曼坚信他的“特曼人”是专为美国未来的精英群体量身打造的，是美国的未来，然而结果却远低于最初的预期：这群少年天才长大之后大多数成就平平，虽然在普通美国人看来活得还不错，但在任何领域都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物，收入也不是非常地理想。有意思的是，在最初被特曼排除在天才少年之外的威廉·肖克利和刘易斯·阿尔瓦雷斯后来却成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所以，后来，刘易斯·特曼在《天才基因的研究》一书中，以一种极端失望的笔调写道:“特曼人的智商和成就并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不可否认，组成智商的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因素是很重要的，但是当一个人跨过了智商门槛，更高的智力发挥不了应有作用的时候，另外一些因素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比如发散性思维与创造力。这两者与智力往往没有关系，考验的是你的思维是否具有颠覆性与想象力。更重要的则是情商，组成情商的性格力量、意志力量、情感力量、社交力量等因素将变得更加不可忽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著名的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是以高情商、高智商获得成功的典型例子。大学期间，奥本海默因企图毒死自己的导师而被学校调查，但他硬是凭着自己雄辩的口才，为自己的谋杀罪振振有词地辩论，最后只得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更厉害的是，他就带着这样的前科去应聘曼哈顿计划这个 20 世纪最重要的工作而且大获成功，后来还成了首席科学家，这种性格力量和社交力量在他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具大的作用。

创业者们不必过多地执着于自身先天智力的高低，需要更多考量的是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有哪些因素是可以后天培养而且特别关键的。

启示四：一万小时定律

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和他的两名同事在著名的柏林音乐学院展开了一项研究。他们把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分为三组，分别是最优秀的明星学生、被认为不错的学生、普通学生，所有这三组学生都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从首次接触小提琴至今，你练琴一共练了多少小时？

三组学生大约都在5岁那年第一次接触小提琴，在最初，大家的练琴时间都大致相当—— 每周2小时至3小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岁时，第一组卓越组在练琴上已经投入了10000个小时了。作为对照，第2组学生到20岁练琴时长累计为8000小时，而第三组普通学生的练琴时间累计只有4000小时多一点。

这也就是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0000小时的训练。在这个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点是：

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指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也不存在“劳苦命”，指一个人的努力程度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

长久起来，心理学界都不断争论一个问题：到底是否存在与生俱来的天赋。显然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随着对天赋的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其实很大。

我们小时候都听老师讲过达芬奇画蛋的故事。达芬奇当初从师学艺就是从练习画一只只鸡蛋开始的。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变换着不同角度、不同光线，少说也得练习一万个小时，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他从最简单枯燥的重复中掌握了达到最高深艺术境界的途径。这才有了后来的世界名画《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

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的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地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练习并不是为了让你一次就能把事情做好，而是为了帮助你越做越好。创业者们要谨记，创业通常是一段漫长艰苦的道路，只有在道路上不懈地学习汲取经验，甚至要比别人努力十倍、百倍，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 总结

通过对成功的剖析，我们对成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成功人士不可能独自走向成功，它是多方因素综合的结果，除了主观上的努力外，还需要客观上的机遇、环境、文化等等。

回顾总结一下，关于成功，《异类》都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成功是优势积累的结果，先天优势和机遇很重要。

从文化中继承的传统或行为模式也会影响个人发展。

智商在现实的作用没那么大，还有许多其他能力发挥作用。

一万小时法则，反复不断的练习是关键

No.51《异类》

拓展，一万小时法则

No.51《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