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门子

溜门子

喻祥

溜门子，这个词在词典解释为：乘人不备进入别人家里行窃的贼。我所要讲的“溜门子”显然不是这回事。我所知道的“溜门子”是我家乡的方言，就是“到别人家里去聊天”的意思，词典上对应的词语是“串门子”。为了尊重家乡方言，下面我还是用“溜门子”。

苏北农村三四十年前的民居差不多都是面向西南，一顺檐下来的几户人家，这就是邻居了。根据地势，不远处又会有几户人家。这样一簇一簇的，就形成了一个村庄。

我家村庄在玉皇山脚下，因为靠近山边，地势高低错落，百余户人家就散落成几十个大大小小单元，最高处与最低处落差大概在十多米。村子里有三条沟，一条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公社组织全公社人开挖的，名字很是气派，叫“龙沟”，听说是连接哪些水库，是当时“旱改水”——旱田改成水田的产物。因为水稻高产，而我们家乡因为地势原因，多是旱田，所以在那个“人定胜天”的年代，一条数十公里的沟渠在人山人海、红旗漫天、人声鼎沸、炮声浓浓中，近一年的时间就出现在大地上，其中有一段就穿过我们村子，印象中有五米深，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我回家时，就发现那条我们曾在里面洗过澡、饮过牛的龙沟，已经被四十年的风霜雨雪自然填平，联通村子的漂亮桥面的那些巨型条石，和当时那个时代一样，听说早已变成某些人家的新造楼房的奠基石了，那些曾被改成水田的旱田，早就恢复了原貌。另两条沟是自然形成的，每年夏天下大雨，我们村子的那一段玉皇山的北坡，形成数十条大大小小的瀑布，到了村口，水便集中顺着两条沟飞流下来，在村子出口处，又汇成一条，直奔村子下面十多里外的淮河。这两条沟至今还在，只是因为这些年青壮年多在外地打工，许多户人家甚至举家移民，两条沟年久失修，在水流的冲刷下，很是破落，沟边残缺不全，有些地方甚至改道，但是整个走向没有改变。由于气候适宜，雨水充沛，土壤肥沃，村子里树木枝繁叶茂，绿化面积超过村子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如果有一张航拍照片的话，即使在数十年前的农耕时代，我们村子几十个大大小小单元的百余户人家，随形就势，新旧草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高高低低，绝对是一幅立体的人间美景，好看！

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头，距离玉皇山最近，一块不大的平地上，一溜檐六户人家，我家在中间。那个年代，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字“忙”！尤其是在包产到户以后，一年四季，除了冬天的一段时间外，其余的作息时间几乎都是一样，每天凌晨，天还很黑，母亲就已起床，喂牛，烧饭；接着是父亲把半截身子靠在床头，抽烟，咳嗽，起床；母亲把我们兄弟几人能干活的喊醒，吃饭；母亲把家里十几只鸡子从鸡罩里放出来，抓几把粮食撒在院子里，鸡子们就着从门缝里挤出的灯光，摸着黑吃着；刷锅、喂猪的事情由我的曾祖父来做，父母匆匆的“下湖”——到农田里干活。我在家里是长子，最先体会到这种生活。那个时候，初春、深秋的天气非常寒冷，夏天的早晨有非常的困，跟着父母到了田里，干了很长一段时间，天才蒙蒙亮。那个时候人的眼睛真好，没有近视的，要是现在，那个时间恐怕连路都是很难走的了，更别说干活了。你还别说，有月亮的凌晨不用说，就是没有月亮，凌晨的星光也足以让勤劳的农民完成自己的工作，你不信不要紧，反正我有生活。吃早饭的时间大概是在七点多钟。早饭后继续“下湖”，如果路远，早上就直接把饭带到地头，或者由家里的孩子把饭送到地头。十一点多钟，母亲回家烧饭，十二点多钟，父亲回家吃饭，家有学生的，开饭时间适当提前。晚饭的时间通常在九点多钟，即使在盛夏时节，天也早就黑了。

除了冬天的一段农闲时节，还有就是雨雪天气，“溜门子”的时间多放在农活不紧的吃饭时间了。我能随父母下湖干活的时候，我的曾祖父还健在，八十多岁了，身体状况很好，家里的早饭多是他做的。父母从田里回来，草草洗漱，便端起饭碗吃饭，而母亲常常要为了处理一些事情，到邻居家协商，为了不耽误时间，便把饭碗一同带上，和邻居们边吃边谈，有时候自己带的饭吃完了，事情还没谈完，便在邻居家锅里盛上一碗饭继续。那个时候，家家饭桌上的东西都差不多，玉米面，山芋干，老咸菜，豆瓣酱。夏季晴天的早晨、中午、晚上这一天三顿饭是最有意思的，每家都把饭桌搬到门口，一溜排六家，开始还都各自在自家桌上吃着，吃着吃着，很多时候都集中我家门口了，大人们边吃边聊，家长里短，国家大事，国际争端，奇闻异事，岳飞传、杨家将也常被搬到饭桌上，宛如一个大家庭。大人们来了，孩子们当然也要凑热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壮观情况，一个母亲端着饭碗，身后跟着四五个端着饭碗的孩子，从家里出来，又回到家里。碗被摔碎了的，饭被撒掉的，都是常见之事。

村民们在“溜门子”中处理了日常生活中一些琐事，甚至化解了一些矛盾。我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把舅舅家的七岁二表姐带到我们家，帮着照看我的弟弟，被我们同村的几个同龄的孩子拦住。并围起来动手打她。我打不过他们，大人们也都下湖干活了，情急之下，我抄起一块石头，把一个小男孩的头给砸了一个洞，头上的血很盛，当时就满脸都是。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连忙用褂子捂住头，扶着他回家。我也吓傻了，连路都不会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头破小男孩的爷爷来了，他老人家那么大的吼声我至今还依稀记得。我的父母也来了，村邻们也来了许多。我被父母带回了家，记不得有没有被打，但是肯定是被罚跪了。晚饭的时候，我听父母在商量着什么，父亲不同意，母亲还是端着饭碗出去了。母亲回来的时候，一路说笑，后面跟着的是头破男孩的父母，他们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说都是孩子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第二天下午，我看到那个男孩头上裹着白纱布，鬓角还有血痕，告诉小伙伴他的头是他爷爷先用面粉按住止血，大概用了一碗，够做一锅油饼的。晚饭时候，母亲又端着饭碗出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男孩的母亲提着一袋小果子（一种面粉、油、糖做的茶食，三四厘米长，很好吃），还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

四十年过去了，这个男孩也许不记得他头上的这个伤疤了，但是作为一名教师的我，每每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这件事情总是在触动着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在这个“砸破头”风波中，“溜门子”替代了法庭，两个家庭坦诚相待，就事论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情是严重的，但就是有了“溜门子”的传统平台，两个家庭及时沟通，勇于面对，共同解决，不仅没有因为此时加深矛盾，反而两家关系更为密切。四十年里，我都尊称那个男孩的父母为“老爷（叔叔）”、“姨娘”；每年我回家，见到他们，我都亲热地上前握手，问候他们，他们也想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很是亲热。

如今，“溜门子”的风俗在我老家的村子里也再难看到了，我很想看到那种淳朴的民风和温暖的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