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
从西溪古镇牛桥(凤升桥)北去，向西沿晏溪河经洪家关、韩家关，过观音寺、五神庙闸桥（减水闸），便是五神庙旧址。其位于泰东大河与晏溪河相交的一小块塥地上，地势偏僻，背临介止河。庙现为农家小院，原青砖五檩正殿，依稀可识。与周围五六户人家隐约在一片菜花与苦楝翠竹之中，春寒料峭，清空安宁，颇有禅村古意。
西溪五神庙，始于宋元丰，兴于清咸同。稽考其原名五圣庙，在买盐仓*南（凤升桥北），久废，明万历时己移至镇西南近南关（韩桥关），与宝相寺（今观音寺）并基，相传为汉代曹长者遗田。庙上原先攒矗两根旗斗杆，抗战期间毁掉一根，所以又被乡邻称为半斗庙。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庙宇尚有门厅一楹，面西，东西厢房三楹正殿三楹，共六楹，呈三合院结构，西厢是关帝庙，供奉关公，关平周仓右右侍之。东厢为寮房。正殿三楹供奉释迦摩尼，左右分列胁侍佛，主像高约四米，丰颐宽额，薄唇含笑，珈趺坐于莲台，栩栩如生。堂前青砖屟廊直对庵门，堂后另有园圃小扉。而立于寺院天井当中一根十米高的杉木旗杆，最为显目，青色夹杆石底座有半人高，桅杆顶端为铁质镂空万字旗斗，四角悬挂风铎，檀烟萦绕中猎猎作响。庙堂精微，香火兴隆。房屋几经破坏，抗战后曾一度重建，唯庭院东南隅的藏经小阁楼未及修复。
“解放后寺上小沙弥即返俗，16岁参军，抗美援朝去了，这人叫金云官，广山徐舍人。”“到高级社成立时寺庙为牛桥大队征用，变成粮库。僧人弘禅（1916～2000，台南丁林人），俗姓唐红霖，自愿还俗参加社会劳动，自食其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泰山寺恢复后，又做了和尚，死在泰山寺上。”
“五神庙头次遭毁，是发大河塘水那年日本人扳掉的。”众说纷纭中，88岁王连官老人如是说。《时堰志》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是我县历史上最后一次倒河塘水。时适日寇首次入侵台城，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为。
五神庙至解放，曾住锡三任方丈，僧伽有松仁、松彩、大本、僧弘禅等人，松彩长老为第二代主持，僧弘禅为第三代主持,抗战后继任。披剃弟子以大本和尚最为出名，“他是渔船上的，从小就被送到庙里。”
佛光大辞典：“月基法师(1914～1987），江苏江都人，俗姓王。别号大本。民国十一年（1922）于江苏东台庆隆庵依松彩和尚出家，二十年于镇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毕业于启慧、岭东、闽南佛学院。历任焦山定慧寺知客、吴兴白雀佛学院教师、南京摄山栖霞寺、钟山香林寺住持、南京市佛教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1957年去台，后于高雄创建栖霞精舍。著有密严经述要、佛门佳话、中央上人革命史话、南京栖霞寺难民收容所之回忆等。”星云大师在《百年佛缘.僧信篇》“大本法师”一文中对其弘法传通的人生往事曾作专篇回顾。总之，月基法师即村民左邻右舍所说的“大本和尚”，五神庙即为“庆隆庵”。但有关庆隆庵称呼，访闻中均未得到众人证实。
原西溪五神庙正殿，墙体基本保留完好，现为村民杂屋。
“听原来庙上和尚讲，大本是民国佛教会主席，曾把师傅松彩（俗姓杨，台南人）带到南京享清福，出入警卫随从，周围人对之十分尊敬，但因老和尚耐忍不住拘束，没多久便回来了。”检阅民国“中国佛教会”组织机构并无主席一职，最高职务为理事长。有关佛教会迁台前的历史沿革，官方资迅中也未见大本担职介绍。但《妙法轮》1943年7期有篇“中国佛教会在京成立”新闻，记载成立时间为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会议地点为南京毗卢寺，男女比丘代表300余人，会议主席仁山（中国佛教会主席、理事长～同见报道）。文章在成立经过、大会宣言、致敬汪精卫电文等事项之后详列理监事名单：“仁山、大醒、霜亭、雪烦、钦峰、法权、震华、苇宗、务道、大本、慧开、钦量、密澄、雨昙、范懋、窥谛、白圣、东初、玉泉、火根、牖山、襟亚、润田、能寂、望亭、惟真、、慧之、六净、广岫、苇乘、觉民、爽亭、铁禅、郁华、南亭、让之、正道、本僧、皓如、观同、笑溪、曼陀、振宗、隆兴、塊然、妙华、逸溪、如悲、如相、净严、绍山、密迦、瑞祥、霖溥，以上55名理事。”另外列33名候补理事、29名监事、15名候补监事，共计132名理监事成员。相对于1935年12月召开的原中国佛教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圆瑛、大悲、可端、远尘、弘伞、法权等11名常务理事为首的35人理事会（参见1936年《中国佛教会报》改编1）；和1936年11月第八届全国佛教会代表大会以圆瑛、大悲、远尘、可端等9名常务理事为首的27人理监事，大会代表140人（参见1936年《中国佛教会报》第11、12期）。由于战争，国内僧团组织遭受到严重分化，时有伪满佛教总会（1937—1945）、华北同愿会（1938-1945）、重庆“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1938-1945）等佛教组织，以及日本人兴办的“布教所”等佛教机构的渗透，此次沦陷区新成立的南京全国佛教会，其参会代表及理监事人数显著增加，除了在政治上抱团取暖虚张声势，其集体隐衷也不明而喻，借以扩充上层成员来苟且内心固有的人性矛盾。囿于某些历史的避讳沉默，援笔材料缺陷，造成人物溯源困难。按名单顺序，同比往届常务理事在理事会中所占的人数比例，推测辞典中所谓中佛会常务理事任职大致于此，然而检索相关期刊文献，未见此届中佛会常务理监事设置。至于村民所声称的“民国佛教会主席”，逻辑其为栖霞寺方丈住持兼任南京市分会常务理事长身份，这也符合生平简介和乡民口述中“出入警卫（助理）随从，周围人对之十分尊敬”的情形描述。笔者注意到一则新闻报道，即1936年11月30日栖霞寺僧众绝食一天，所省之费以捐献绥东，当时住持卓成和尚也被称呼为该寺主席。（《佛海灯》第2卷第2期）*所以这样的主席实为住持之别意。主席本是仪礼宾位用语，《大唐开元礼》多有记，宋元时期已引申为寺观住持尊称，《金史食货志》：“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 但至民国，放在一个局势骤变的年代，此词在各类职衔杂称上的张冠李戴犹为难免，总之一切推定有待新资料证明。大本最后一次当选此会理事职务，查为抗战后改新的第一届中国佛教会（1947年5月）候补理事，34岁，略历为南京市分会常务理事，香林寺住持。本届理事长为章嘉。（《海潮音》第28卷第7期）而其中略历应为逻辑所指，及抗战前后的职务嗣续。
“吕景颜做县长时（1941-1944任职，台城人），五神庙也曾规划重建，只是松彩和尚胆小怕事，不成肯修”。为了消弭涂炭生灵、烧杀掠夺的战争恶行，配合文化侵略，在“中支宗教大同盟”、“日华佛教联盟”等日僧组织合谋勾结下，日伪当局佛事合流，借助修补被战火破坏的佛教建筑，力促佛学院重新招僧开课，制造祈和表象，粉饰太平，麻痹国人，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这种形势下，出现大量如镇江金山万佛寺修建大殿（1942）、镇江竹林佛学院扩充（1942）、东台三昧寺启慧学院重兴（1942）、兴化佛学院正式授课（1944）等等佛事新闻，不遑枚举。东台启慧(三昧)佛学院为民国十四年(1925年)创办于东台三昧寺。第一任院长广岫，第二任院长听泉。聘请僧达明、杨公甫、杨式金等教师，设佛学、文学、英语等课，学僧有真禅、瑞祥、欣一等30余人。二十年因水灾停办，不久复办。三十一年复办时，《佛学月报》（1942年第二卷，第四期）曾作报道：“东台三昧寺启慧学院，因事变停办，近来本融新任住持后，仍发心重兴，招僧开课，并礼请达明、本道等法师教授云。”有趣的是此报同栏登刊一则“栖霞佛学院得人”消息，“栖霞佛学院在大本觉民弥光诸法师主持之下，成绩斐然。近更礼聘海珊法师教学，闻海法师为仁山老法师得意高足，曾讲学于焦山竹林乾明等处，且在沪办报多年，故精通世出世事，今飞锡栖霞，决定放一异彩云。”对照精通于世的大醒、苇宗、大本、广岫、瑞祥等等本县藉缁素名士，像松彩老和尚这样“胆小怕事”“耐忍不住拘束，没多久便回来了”的小人物，外表木讷，但甘于清贫，遵守佛门经戒“佛子不得为利养恶心故”，背后所矜持的民族意识底线，无疑是沦陷期本地僧人形象的光亮点，口耳相传的纪事方式往往忠实地保留了历史原貌，这也是每一件平凡事物在溯本求源之中不经意获得的能量乐趣。
大本是继寂然法师（1898～1939，旧东台县栟茶场人）之后，担任南京栖霞寺监院，律学院负责人。这一点从星云回忆、释法观《我的师公─煮云法师，与我的戒和尚》以及丁敏《煮云法师的佛教经验与佛教事业─1949年大陆来台青年僧侣个案研究》等众多文章亦可证实。而大本担任栖霞寺住持，应为1941年秋之后。按朱洁轩《栖霞寺志》（1962）言“本志载栖霞法系至第三世止（临济宗第46世），尚有绍承多人，待后续编”。整本书对大本志开峻岭觉民等众多青年法师其间任职栖霞人事只字未提，但从“明常法师（1939～1941年任栖霞寺方丈）事略”“是年秋（1941），师退方丈席，以时局未靖，归隐杭州慕圣院，杜门谢客，栖息凝情”叙述中也变相表明大本是明常归隐之后代理、继任栖霞寺。其任至1943年2月荐由大超法师*（1909-?,盐城人）住持。（《海潮音》1943年，第24卷，3期）
关于大本何时接任栖霞寺，“高雄栖霞精舍”GIS资料显示为1942年冬：“栖霞精舍建立沿革，由临济正宗栖霞法脉第47代传人上月下基和尚（师讳称呼），始建於1960年4月，并请悟一、星云二师为监院，共同弘扬南京摄山栖霞孝宗风。月基和尚，俗姓王，江苏江都人，民国3年生，10岁投东台庆隆庵依松彩和尚出家，历任求法、受戒、讯学、广东岭东佛学院毕业，及福建闽南佛学院深造，民国31年冬贷，历任南京栖霞寺、香林寺住持，佛教分会常务理事，及宗仰中学（民国36年，住持志开改办栖霞律学院为私立宗仰中学）、普德中学董事等，38年2月卓锡（留居）香港鹿野苑阅藏七载，1956年来台，先后任宜兰念佛会导师，与高雄佛教堂住持等职。”结合前揭，更能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大本，还原历史本身，而非刻意遏匿真相，扬善隐恶，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使人物渐渐处于不为人知的虚妄尴尬。
大本个人书面资料极少，除了佛教刊物上生平简介，流行于世的故事主要是有其在南京大屠杀时期“栖霞寺难民救护”，其它涉及到人物生活细节骈化，则数当代台湾星云法师与煮云法师及弟子的个人回忆，但内容情节多有重复，均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栖霞律学院受戒求学往事，有星云的《大本法师》、《窜寮记》、《我的师公─煮云法师》等文章，比如大本形象特征，星云如斯描写：“记得那时候他在栖霞山担任律学院院长，口才流利，行止庄严，尤其他在走路时，每逢转弯处，必定先咳嗽一声，很礼貌地召告大家，我要转弯了。”现将后两篇选抄如下：
（1）星云法师：我的人间佛教性格 44 窜寮记（内容同见“大本法师”）
十五岁（1941）受具足戒时，母亲赶了几十里的路，前来探望我。我趁着晚自习时间，到女众寮房与母亲相见。不多久，“开大静”的时间到了，母亲不忍我离去，泪流满面，我只好留下来安忍她。当纠察师前来巡寮时，比丘尼们想了一个办法，将我藏在母亲的被窝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正庆幸昨晚没被发觉时，纠察师向女众开堂和尚──月基法师报告：“昨晚今觉(我当时的法名)没有回寮睡觉。我一听，惨了，不知会不会将我迁单处分？这时月基法师机智地回答：“他啊！他昨晚在我那里。”纠察师闻言，知趣而回，我当下真是感激莫名。为了感念月基法师的一句话，一九五四年，当我听说他在香港无人接济时，我想尽方法，将他迎接来台。当年我参与筹建高雄佛教堂，落成后，也推举他为住持。乃至在他晚年多病时，我几次半夜三更送他就医，付费照顾，直至终老。他，可能不知道几十年来我对他那么恭敬孝顺的因缘。
原栖霞律学院的院长月基长老（即大本，中坐者），右一为星云大师，左一为煮云法师。
（2）释法观：我的师公─煮云法师，与我的戒和尚
1941年正月底，煮云法师终於离开出家常住，往南京栖霞山受戒。受完戒，决心留在栖霞山律学院（佛学院）读书，要读的书和日用品一买，身上的钱就差不多用光了，其他同学都有出家常住的经济支持，师公是自己坚持要来的，没有任何资助。……1943年的暑假来临，仅有的两套半衣服已穿破了，身上一无所有，师公向方丈和尚（月基法师）请假要去赶经忏，说明了苦衷，和尚说：“你少得太多了，要是少一点我倒可以帮你忙，比如一双鞋子或一双袜子；可是你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忙。好吧！你去吧！你还是学生，开学时你要回来。”师公下山赶经忏，佛事才开始他就无缘无故生病了，他患了严重的疟疾，为了钱还是得撑著做，因为没钱看病又整天奔波劳累，病情日益加深。就这样赶了一个月经忏所得的钱，加上一位戒兄补贴了不足的部分，才作成一件长衫。
这两则人生往事，似乎更多包含了“有为而有所不为”育人道理，因为当初的有为，后来在港生活潦倒的大本，也得到了学生星云（1927年出生，江苏江都人）的去台帮助，因缘报答之外，本质上是行了佛陀的慈悲担当。而对比煮云，大本的做法看似消极，在释道儒文化糅合的中国，深知“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道理的年轻住持，执事之道因人而异，故对暑假赶经忏改善生活的想法，给予坚持和肯定，同时对其学业也不失寄望与关怀。“好吧！你去吧！你还是学生，开学时你要回来。”《孟子告子下》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正是得益于这样忍苦坚毅的文化施教，障难无畏的求学冶炼，使得星云大师、煮云大师（1919～1986，江苏如皋人，1941在南京栖霞寺受戒，相续求学于栖霞律学院、焦山佛学院、圆明楞严专宗佛学院，50年去台，51年在高雄县凤山创建佛教莲社）在勤学参方的道路上出类拔萃，造就了之后两人在华人地区佛学界上的影响力，比如煮云，以通俗弘法和打佛七的方式，在私领域感染性扩散新净土宗信仰，并从台湾感染到东南亚。尽管这种“以往生西方极乐”为主要修行，与星云大师们所倡导的“人间佛教”主流信仰，即以佛教真精神面向社会，服务于人生的理念间形成的尖锐冲突*，这种自民国以来僧团内部一直存在新旧思想分歧，丝毫未浸染到俩人间的同学情谊。而大本作为师长，在面对不同事务所坚持的人性性善处理和忧患教育意识理应得到尊重，这也是门下弟子在弘法利生的修行中念念不忘的缘故。另外文中对大本“开堂和尚（同期任律学院院长）、方丈和尚”身份前后称呼变化，也契合人物介绍。
1937年南京栖霞律学院第一届第三期开学典礼。文献来源《海潮音》第18卷，第7期。注：栖霞律学院成立于1936年10月。图片上前第二排为律学院教职人员。时若舜长老为方丈（中）、寂然法师为律学院主任（中左）。由于图片局部模糊，笔者推测左一二应为志开大本。
有关南京大屠杀期间(1937.12.13～1938.2)，大本法师建言监院寂然设立栖霞寺难民收容所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该寺《寂然上人碑》。六月游历摄山，在合澄（音）师父热心引导下，有幸瞻仰了此碑。勒碑共两块，每块为1.42m×0.47m，现镶嵌在寺内退居堂（养老堂）院南廊墙上。碑铭为1940年金山江天禅寺仁山长老撰文，后由褚民谊题书，文革期间遭受破坏，其中缺字“孝□□诚”，笔者补正为“孝意真诚”。该碑记载：“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芦沟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载道流亡，惨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也。事变以后，若老在香港，卓公住泰州，上人留守栖霞，苦极艰深，困行忍迈，铁肩负厄，处之怡然……”等云云，从中可以断言，其时在栖霞寺设立佛教难民收容所，大本与志开（1911～1981，旧东台县南芗市白甸人）两法师是为首要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并在大屠杀期间与寂然上人等人一道全程负责了此收容所2.3万名难民的救护供养。作为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栖霞寺难民收容所，是大屠杀期间，在“南京安全区”25所难民所之外，非由国际委员会管理，容纳难民最多的收容所。相关具体记载亦见《寂然监院像赞》、《栖霞寺志》。寺志第六章中兴，明常上人事略：“九月京师陷，留守唐生智逃，都迁重庆，继续抗战。贼破城之日，纵兵大掠，奸淫恣虐，滥杀平民十余万人，秦淮碧水，为之尽赤，京市居民，逃亡一空。师目睹哀鸿，怵然心伤，与寂然监院及其徒众等，在栖霞寺设难民所，广事收容，不期而至者三万余人，尽出寺储，以供糒糗（干粮），不足继之负逋，再不足，地方士绅孔广财、秦景韩、纪敦五、纪扬彰为之募继”，“迄至南京秩序稍定，始陆续遣散，先后达四月有奇，耗米麦杂粮百万斤。师见义勇为，与夫临危不惧之大愿力，可窥一斑，非徒博善誉也。”大屠杀之时，明常法师（1898～1977，如皋人）作为寺院留守知事，与寂然监院等人开设难民收容所，无惧生死勇于救助的慈悲壮举在碑铭与寺志中分别得以承录，虽然施援行为在人物表达上的主次渲染与忽略分歧各自掺杂了某种潜在情绪，比如碑铭“佛教重实而轻名，所谓不著世相者是也，寂然上人其即此乎？”
6月游历摄山，特地去瞻仰寂然上人碑
有意味的是，这刻于石的碑文并非仁山原文*（原文载《佛教半月刊》第203期，1940年4月），而是经褚民谊修改。褚氏颇好碑文志撰，留世碑铭有《重修鸡鸣寺记》、《奉迎东来大士纪念碑志》、《大唐三藏玄奘法师骨塔碑记》等作品，修改后的《寂然上人碑》，言简意赅，文藻更适合勒碑，对照仁山原文“佛教重实而不重名。名者实之宾也。有名而无实，则人讥之曰尸位素餐。有实而无名，则人赞之曰不著世相。此自古圣贤，皆首务夫立功立德也，寂然大师者，其务实而不务名欤。”其中的欲言又止，现实中或暗有所指，笔者无意臆度。寺志谓“民二十八年，若舜上人正式退席，师接方丈职，时东南半壁俱陷敌手，寺中诸缘顿寂，食指浩繁，支持匪易。而维新大吏往来日众，虚与委蛇，势不能免。”明常法师得戒于金山青权和尚，依止于若舜上人。1939年接住栖霞，至1941年秋，时局未靖，阒然退出方丈席，年轻人绍隆登场，政要往来频繁，景象一片祥和融融，蔚为大观，以致褚民谊曾三次辞请，要去栖霞山隐居。故有人说“在战时沦陷区域内，寺庙主体的发展与对外抗战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后者未必会完全占据上风地位，主体的选择有时可能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处境与利益出发，而高尚的民族大义或许反而显得黯淡无光。”*推而广之，苟活为人的本能。撢持这样的人性观点，无疑会刺激到个体对于国家的神圣认知。但死亡是私利的试金石，比如褚最后表现出的“从容不迫”，或许成了其后人始终不能释怀于结论的原因。所以那些试图以自身处境、利益、名士范等等来定义战争中复杂的人性与行为，是很难得出令人折服的历史解读。而回到大屠杀时期的栖霞寺，通过“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对应“师目睹哀鸿，怵然心伤，与寂然监院及其徒弟，在栖霞寺设难民所”之间语义分析，亦可逻辑出大本在营救活动中所担负角色权重。事实上根据1937年摄于栖霞寺三圣殿的难民照片，从画面上看，站立在C位的大本(前排右2)，同样可以推论一二。当然这些属于个人的观察，与其本人所著《栖霞寺难民所之回忆》中描述也并未完全重合，该文分二次刊载在当年岛内《江苏文献》（1967）第2卷第4、5期上，署名释月基。这篇庋藏在数据库文海中的三千文字，阅读量不过百，但弥足珍贵，从中能够获得“难民所”一些前所未见的历史情节。
栖霞寺三圣殿难民图片，后排长者寂然法师。前排右一为志开，右二为大本。
“三十年前，日本军阀，不知因果，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向我国寻衅，故意造成芦沟桥事变，以及八一三上海战争接踵而起，虽然那个时候，朝野上下情绪激昂，一致同仇敌忾，矢志抗日到底，在沪苦战四月有余，消耗战初步目的已达，今总统蒋公为保存实力，特令京沪路上的各种部队，转移新阵地，准备集中在徐州、武汉等地会战。这时有办法的都携家带眷纷纷追随政府西迁，还有人口众多，无力搬动者，胥感觉惶惶不安，深知首都陷落敌手，只是时间问题，预备奔向一个临时较为安全的地区，暂作躲避寇军的锋镝……”
“栖霞山（古名摄山）的山势，是一个坐椅式的型态，山既深，林又密，道路而且曲折崎岖，大有“红尘飞不进，山静勿知年”的气概，可以掩蔽大量人数，先法师寂然和尚，目睹同胞们流离失所凄凉的情景，本着佛教徒应尽的天职和发扬释尊高度救世的精神，特与仰山上人、和笔者（大本）、以及志开同门等，略事商讨后，乃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一个“佛教慈善栖霞寺难民收容所”的机构，（简称栖霞寺难民所）先后容纳了老弱妇孺军民人等，计有两万七千多人，以籍贯来说，全国各行省皆有，以难胞份子来说，军人……”
（上接第四期第四页）“……以作各难胞途中交换食物之需。记得在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钟左右，召集纯军人代表的难胞们，约有六百名，于御花园内谈话，（该园为清乾隆帝下江南时，驻跸栖霞山所设置，地势幽邃，两旁的杉枫，蓊郁遮天，无人引导，不易寻觅。）首由先法师寂然和尚宣称：「诸位难胞们：这次遭逢特殊因缘，惠临本山共聚百日以上的时间，实在难得，可惜本山限于财力，未能善为招待，甚感万分歉意，如有不周之处，务希诸多原谅！刻下寺内食粮快罄，无法继续招待，两天前，我已与驻在日军谈妥……”
“……结束，胜利还都时，我们首先要来宝刹礼谢诸佛菩萨慈光加被我们能够安然脱险的深恩，以及贵方丈和诸位法师款待我们的盛情！……」。当时的气氛充满了庄严而且带有激昂悲愤的情绪，最后彼此均在早日「再见」的祝福声中，离开了这个具有历史性的御花园会场了。难民所成立不久，我们就听到传说，难胞中有不少国军高级将领，参杂其间，可是我们为了他们的安全，和免得难胞间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不愉快，所以我们始终不愿意调查他们的身份，基于这种逻辑，笔者认为他们一定也会了解我们的处境，原谅我们……”
“……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的！……」二旬后，廖将军又约集多人来寺，吃饭时，即席宣称，当日我们被困在山的难胞，不特腰无分文，寸步难行，且饥寒交迫，如果没有和尚们的义举，救济我们，纵不遭敌寇的锋镝，亦将成饿殍，以填沟壑。今日我们有机会再为国家社会努力，均系出自和尚们之赐，本人敬愿代表当日在山全体难胞，对深明大义慈善为怀的和尚们，致最高之敬意。我稍缓并拟约集同时蒙难的高级将领，联名呈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栖霞山和尚们的义行，等待褒扬令颁下，再拟在山上竖立一块石碑，建筑一个四角亭……”
由于carsi登录身份限制，此文暂不支持对外阅读、下载，笔者只能最大化地搜索将全文近二分之一的展示摘录下来，除了某些对话情节缺失，基本上给出栖霞山难民收容所全部信息，对比《寂然上人碑》、《栖霞寺志》、《拉贝日记》以及相关论文材料、亲历者记录、报道等等铺衍资料未能明确涉及到的四个主要内容，笔者按文章顺序归纳如下：
①除已经揭示的乡民对象外，回忆指出难民有相当一批是南京城内平民、过境留滞平民。
“无力搬动者，胥感觉惶惶不安，深知首都陷落敌手，只是时间问题，预备奔向一个临时较为安全的地区，暂作躲避寇军的锋镝”“以籍贯来说，全国各行省皆有”。关于栖霞山难民成分记录，除了碑铭、寺志含糊表达外，“老弱妇孺获救者”、“京市居民，逃亡一空……广事收容”。目前权威叙录主要源自《拉贝日记》(1938.1.13)：“千佛山脚下形成一座难民所，逃到里面的约有1万多人，全都是附近的农民。”
但这样的难民组成，不全是地理、经济、战局的原因。与上海租界中立政策相比，首都平民早期除了根据自身条件，四处分散、投亲靠友躲避兵燹外，趋利避害的民间信仰也催动着一部分人逃向寺院，至栖霞寺、法云寺等寺庙寻求佛门庇护。非战争状态，各地平民选择寺庙求援亦为社会常态，比如1931年秋洪泽湖车逻坝决口，里下河一片汪洋，东台城内大部分居民栖身食宿泰山寺长达一月之久*。而寺院对于难民积极地救护，一方面是宗教本身的教义要求，即慈悲博爱，一切优秀文化所具备的对生命敬重的精神内核，诚如文言：“本着佛教徒应尽的天职和发扬释尊高度救世的精神”。这与设置在城内的金陵大学、金陵神学院、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贵革教会传教团等等西方教会学校、机构下的难民所，同样体现出这一人文特征。另一方面也验证了战争中宗教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稳定作用，例如组织上，8.13淞沪战役爆发后，中佛会即指挥成立“僧侣救护队”进行前线救护(1937.8.)*、基督教罗马教皇分两次捐献巨款共计180050里拉救济中国难民(1937.10.)*，等等上层表率态度，无疑会明确其团体成员的行为取向。事实上对照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南京委员会名单，教会成员一直为组织中坚，在难民救护的过程对城市暴乱降维作出了重要贡献，普世性文化应如此。大量不同身份的难民持续聚集，从根本上暴露出南京沦陷后环境险恶——侵华日军的大规模杀戮，继以焚烧奸掠，践踏公法人权的罪恶行径。这种毫无节制的犯罪直到1938年2月才逐渐减少。在长达6-7个星期的时间里，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强奸，30万以上的平民、军人被屠杀，难以计数的财产被抢劫和三分之一的南京城被焚毁。栖霞寺难民数据显示，时至2月中旬，人道灾难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甚至一度激化：1938.1.25为2.04万人，1938.2.14增长为2.4万人。(数据参见《拉贝日记》)。面对尸山血海南京城，撕碎人类认知极限的侵略者，幸存者杨权早在1938年公开的日记中就发出了“日本人是否还是人类”的灵魂拷问！(《南京难民区94日记》)通过众多原始纪实资料阅读，直击时间之下那些悲惨绝望的个体命运，久久难以平静。而当愤怒渐渐消腿，或许只有善良的人性才是这世上永不圮泐的丰碑。
②栖霞寺难民收容所设立的时间为1937年11月22日，全称为“佛教慈善栖霞寺难民收容所”，为抗战期间南京地区民间最早开办的难民救济场所。
同日由国际友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讨论“南京平民中立区”(安全区)的设立，选举拉贝为主席。而国际委员会作为私人组织，至29日，为南京市长马俊超对外宣布成立。至12月4日，“难民们开始陆陆续续搬进安全区”。并于18时通过新闻发布，安全区(中文“难民区”)《安置居民及分发食物的暂行措施》及安全区管理委员会相关人事名单。(《拉贝日记》)而至12月8日晚，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方接收到第一批来自无锡的难民。(《魏特琳日记》)
难民收容所，是指收留因遭受灾难，生活无着或处境困难者的救济机构，通常由政府救济机构、民间会所、社会团体等等组成。自8.13淞沪战起，战区大量的城市平民流离失所，数量急剧增加，由中央救护事业管理处主导的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除了对火线伤兵救运外，同时也担负着战争下对难民伤民救援。至1938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下辖的难民收容所已达170余处，收容难民15万余人。但从时间上看，像上海红十字分会青浦难民所、南京红十会下关难民所*等等，这些早期作为招待散发、返回原籍的过境难民所，均在1937年8月份设立。随着战事扩大，红十字会所需资金缺乏严重，灾区难民救助状况不容乐观，促使行政院9月9日颁布了《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要求各省市县依照大纲设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分支会，总会设在南京。大纲第九条要求，“各院辖市及各省政府指定之县市，应斟酌实际情形，就所属适当乡镇地方分别筹设难民收容所，派遣得力人员管理之。其邻近战区地带，犹应尅日成立，并报请或报由分会转报总会察核。”至10月江苏救济难民分支会成立，计有武进、吴县、江都、镇江、句容、泰兴六县。并在吴县设遣散运输总站一所，青浦、昆山、常熟设分站三所，难民中除老幼妇孺留养外，学龄儿童则设法教育，其有工作能力者，则分配生产工作。*由于战争尚纠集在淞沪一带，战区外政府难民工作行动缓慢。至11月8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战斗，战情剧变，日机加大对南京轰炸，首善地区形势恶化，仓猝之间平民大量外逃有可能促成栖霞山难民收容所率先于1937年11月22日成立。而上海饶家驹神父11月9日南市难民区的成立应该也会给寂然、大本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战火中政府节节败退，日寇渐逼，难民救护转由民间慈善单位取代，势为必然。
③栖霞寺难民所应为大屠杀期间单体收容量最多的难民所。
根据仁山《寂然大师碑铭》、《拉贝日记》、朱成山《考证南京难民收容所》、孙宅巍《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收容所研究》等等历史资料与难民调查统计，对照大本回忆，栖霞寺无论从单日记录的2.4万人(1938.2.14)，还是期间总量叙述的2.7万人(碑铭最低为2.3万，寺志最高为3万人)，均可得出这一结论。与其毗邻的江南水泥厂难民所难民总数则为1.5万人，数据源于南京市档案馆“江南水泥公司”档案（1041-1-17）（《驻栖霞厂颜柳风报告》）：“来厂避难者，数以千计。职因同属国人，为良心所驱使，不得不设法收容，自（1937年12月）十一日起至（1938年）三月下旬止，共收容难民有一万五千之多。”
颜柳风，名景和字柳风，辽宁人，日文翻译。1937年12月与京特博士、辛德贝格、李玉麟等人一起来宁，在参与保护江南水泥厂同时，设立南北厂区收容所，为难民救助管理者，这份1938年4月给天津董事会的述职报告中难民总数，联系此卷号收集的其他信件：京特1938年1月12日给住沪办事处信中的4千人；2月9日工厂给董事部函中的5千人；3月27日赵庆杰给董事会的报告不足1万人；3月30日工厂给董事部函数据4千余人等，在此难民所供给资料匮乏制约下，若考虑到难民留所久暂、移动等因素，1.5万人的难民收容总数应该是准确的。而对该厂《厂史》中“拯救难胞3万余人”之辞，犹如1945年战后德侨京特遣返，江南厂呈文南京市政府给出“四五万”数据夸大，援引历史研究员张朔人学位论文*亦可明晰。目前像各类网页资料库、论文、年鉴、以及维基、BBC等等国内外网报道中2万多的数据采用仍偏于模糊。另根据单日难民数据，同比栖霞寺，也能推算出上述结论。但这样的主张无损于江南水泥厂对难胞的保护历史，以及危难中挺身而出的正义善良的外籍友人。
当然，2.7万的难民聚集栖霞首先源于和尚们的广施博济、无畏担当，给难民以安全与保障。同时也应归纳于栖霞山相对复杂的地理概貌、淞沪会战以来战区难民沿京沪铁路逃亡与当地避险居民的就近久暂，甚至包括日寇进攻路线、与栖霞寺信件《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中所提驻地日酋“斯文”的个例实情：“大约在1月20日，开来了一支新的队伍，换下栖霞山火车站的岗哨。新来部队的指挥官是个少尉，他心地较好，自他来后，形势明显好转。他在寺庙内设了一个岗，哨兵努力把专来捣乱、偷窃和抢女人的士兵拒之于寺庙大门之外。”这样的联结，或许有助于全面分析这一数据现象的形成，展示战争中流离失所、苦难悲惨、频临死亡的平民命运，以及去思考那些在施援中脱颖而出的佛学院青年们之后的政治生活---失去辨认与反抗，因为际遇假象而甘心堕落成为侵华战争中可悲性“单向度”的宗教奴隶。（未完）
刘晓东 2021.june
特别感谢五神庙当地村民73岁的徐存根老人给予的回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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