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所愿学孔子——从“不动心”到“常快活”

        一生所好多矣，初好诗词，既抄且背，偶或成文；又好书法，常洒激情，终无所成；又好国画，每每心动；又好古文，时而着笔；又好老庄，自谓逍遥；然终无一好可以熨帖我心，助力我行，却往往为好所累，为好所缚，簸弄精神，终无大益，检点过往，何其暗昧！

        沉溺小技久矣，摸索探寻，终得正道。观乎孔孟仁义，朱王正学，心戚然有动，然后愿私淑而不悔。所以深服于儒家者，是其工夫修养于人生有明体达用之大益。浸润儒家经典，涵泳其中深味，不得不承认“名教中自有乐地”，可谓知言之论。

        儒家人生修养，其工夫落实切用不虚，可以修身，可以处世。观其人生修养有两重境界:一是不动心；二是常快活。

        人生第一境界在于不动心。人生中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动不动心的问题，遇到急事，能不动心的有几人？遇到困难，能不动心的有几人？面对成败得失，能不动心的又有几人？面对荣辱宠誉，能不动心的有几人？不动心，从小处说，关系到为人处事，从大处说，关系到生存生活，实在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那么何谓不动心？如何达到不动心？相对于佛道，儒家给了最切实可行的答案。佛道两家，一个要人“心斋坐忘”，摒弃思虑，一个要人“坐禅入定”，摒弃世扰，然而人心如镜，照物乃是其本性，焉能反鉴绝照？这是逃避，逃避问题，结果只是增添问题。儒家却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孟子最先提出“不动心”，孟子说自己四十不动心，并说这不难，因为告子先于他做到了不动心。何谓不动心？孟子并没有给出严格定义，大概他认为不动心只需顾名思义，不需要再画蛇添足给解释。所以他直接讨论如何达到不动心。宋明儒给“不动心”解释的最好的，我觉得是程颢的“动亦定，静亦定”，简捷明白，直指核心。

        怎么样才能达到不动心？孟子说了五个人达到不动心的修养方法，北宫黝和孟施舍的养勇，曾子的守义，告子的持志，自己的养气和知言。北宫黝和孟施舍的养勇养的一股劲，一股气，所谓一鼓作气的气，是壮士之气，是猛士之勇，勇者不惧，所以会不动心。当然相对于北宫黝的可胜之勇，孟施舍的可败之勇似乎更难能可贵，然而二者没有本质区别。曾子又比北宫黝和孟施舍的功夫更简约，“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符合道义，即使有千万人阻挡也不怕，这自然能不动心，而且比二人更直接，因为理直自然气壮，曾子属于“理直”，北宫黝和孟施舍属于“气壮”，所以曾子的工夫更直接简约。而告子不动心的修养方法是“持其志，无暴其气”，把持强制其心志，使之悍然而不动，是一种故意强制人为用力的结果，固然可以不动心，然而终究是“冥然无觉，悍然不顾”的非自然状态。孟子如何修养不动心？一是养浩然之气，一是知言。首先看一看什么是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这种至大至刚配道义又能塞天地的气，是“集义”所生，所以它是“浩然之气”，有能塞宇宙天地之“大”，一旦此气具足胸中，不惧不忧，心之不动，自然而然。知言，言为心声，有了知言之能，自然可以知心，知人之心，则安己之心。比较五人的工夫，北宫黝和孟施舍是养勇而不动心，告子是义袭而不动心，曾子是守义而不动心，孟子则是集义而不动心。我们常说见义勇为，义勇军，这说明有义方能有勇，有勇未必有义，所以北宫黝和孟施舍二人的不动心只是一股“匹夫之勇”，尚未达到见义勇为，甚至舍生取义的地步，而告子，曾子，孟子却都上升到了“义”以为道的境界，而三人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告子不如曾子，曾子不如孟子，为什么？告子是“义袭”，偶然合义，并且强制把持，方能不动心；曾子是“守义”，遇事自反，而后合义方勇，是其不动心；孟子是“集义”，久以义行，积久成德，自然不动心。观三人之不动心，告子和曾子，皆是就事而说，因事而勇，尚属人与人之间的处事定力；而孟子则是一种生命状态，道德存在，已然与天地合德，与天地为一，已经由不动心升华到了人生第二境界常快活。孔子“四十而不惑”，是其“不动心”的境界，而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常快活”境界。孟子四十而不惑，也是四十达到不动心，但是他清楚通过常养浩然之气，也必然能达到“塞于天地之间”的“生生之德”，这种天地生机，永远是“活泼泼地”让人“常快活”。

        宋明诸儒最注重的就是工夫践履。二程开启了后世朱王两大派，朱王的工夫践履多承二程，且从二程说起。程颢讲“定性识仁”，程颐讲“主敬集义”，二人又都寻求“孔颜乐处”，这大概是他们的修养工夫论。程颢讲“定性”，程颐讲“主敬”，都是有所针对，当时很多儒者都有“思虑纷扰”的问题，如张载因“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于是和程颢讨论“定性”问题；张戬（张载之第）有“人心做主不定”困惑，强制自己晚上上床后不思考；司马光因“思虑纷乱”，晚上睡不好觉，最后想出办法在心中“只管念个中字”来排解纷扰；吕大临（张载高徒）有“患思虑多，不能驱除”和苏昞（张载高徒）有“患思虑不定，或思一事未了，它事如麻又生”，二人请教程颐如何排除……这些皆是“不动心”的问题。二程给出了自己的解答。程颢给张载的《定性书》给了自己的看法“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内外两忘”，程颢的工夫到底能不能奏效，但是却被职责为近似佛老，佛家的“无所住而生死心”，道家的“无情以顺有”，跟程颢所给的方法确实有相似处，但也不失为一方法。后来《小窗幽记》里对其做了更简明的概括“事来而心始见，事去而心随空”，这样做对“不动心”，或果有效。不妨一试？然而程颢的境界还不至此，他又给出了“识仁”，“学者需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程颢继承孟子加以发挥，认为识仁可以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可以到达孟子所说的万物备我，从而做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乐何乐，乐于天地同德，与天地同心。通过体仁，可以说，人生修养已然能达到“常快活”的天人合一境界。这样通过“定性”“识仁”的工夫，就能解决思虑纷扰而达到不动心进而达到常快活的人生境界。程颐给的解答是“主敬”，“集义”。具体理由是“……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它事更不能入者，事为之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也就是免除思虑纷扰要做到心中有主，这个主就是“敬”。心存敬，则能定。这个敬，用孟子的话就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在明白点就是心中时时像有事一样以敬为主。主敬固然可以达到不动心，然而终究还欠缺。主敬只是重在内的涵养，毕竟需要必有事焉之集义，“只知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为孝，不成只守著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所以侍奉当如何，温清当如何，然后能尽孝道……”也就是说“敬”只是将事物概念存在心中，似乎有事；“义”则是必见著于具体事，是实有事。“集义”，即积义，积集既久，方能生浩然之气，方能充塞天地之间，体天地之心，达同天地之德。所以程颐通过“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工夫践履，也从“不动心”达到了“常快活”的境界。这就是二人从年轻时一直寻求的“孔颜乐处”。这种乐，从孔子颜回到曾点曾子到孟子再到二程朱王，一脉相传，成了儒家的根本精神。孔颜乐处是儒家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其乐何乐？这是一种生命的自得体验，一种生存的幸福感觉，一种生活的诗意栖居，一种精神的自得自足，活泼洒脱。程颢说此乐“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上下，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又在《秋日偶成》和《偶成》二诗集中表现了他的这种“乐”。他又说“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学”只是知识经验，“好”尚有物我之分，唯“乐”物我一体，是生命本真的存在。程颢所谓“定性”，“识仁”，“动静皆定”，“万物一体”，都是在追求体验这种“乐”境，所以他说“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表达了自己发自内心的快活。程颐说“使颜子乐道，不为颜子矣”，人人都说颜子乐道，颜子所乐何道，人人都说不清楚，程颐说的颜子不是乐道，与他人所说的乐道，其实只是一事，那就是颜子所乐之“道”，就是程颐所认为的“乐”，何乐？程颐说“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处，大小大快活”，这样二程又同归于一处——孔颜乐处（大小大快活，洛阳方言，何其，多么之意）。

        后世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明确告诉弟子“常快活是真功夫”，儒家功夫修养，首要“不动心”，进而“常快活”，动不动心，是人人有要面对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是儒家入门工夫，至于“常快活”则是儒家进阶修养所要达到的理想的生存状态，孔子颜子孟子皆“诚而明”，二程朱子阳明皆“明而诚”，所以达道，一也。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思虑纷扰，不能安心的修养问题，怎么办？我想儒家作出的人格表率和工夫践履，能给我们直接解决问题的榜样和方法，人格榜样孔颜孟，程朱王；方法技巧，孟子养浩然之气，程颢定性识仁，程颐主敬集义，皆是登堂入室的开门钥匙，关键是，我们的人生有没有诚心向道，并守死善道的志趣和愿力。

        我愿像孟子学孔子一样，“乃所愿学孔子”。孔子一生的学习和进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无非就是由“不动心”到“常快活”。从立志开始，先学“不动心”，兼修“常快活”，以生命的名义，孜孜矻矻，不倦不怠，直至入境。

       

     

乃所愿学孔子——从“不动心”到“常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