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2年，即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南京，夺取皇位，是为永乐帝，其侄朱允炆不知所终。
每读此史，不觉自问：如若朱元璋将皇位传给军功卓著且国政经验丰富的朱棣，则历史上不会有靖难之役；叔侄俩不会短兵相接，兵戎相见；更不会有方孝孺被灭十族的惨剧。痛哉！哀哉！可惜历史无法重演。试问朱元璋赤手空拳起家，老谋深算，南征北战多年方才问鼎天下，创立朱明基业。为保皇权永固，不惜杀戮开国元勋，设置特务网。却为何在挑选继承人时放弃颇为重视的朱棣，选择年仅十六岁且毫无治国经验的朱允炆，不怕其难挑重任，文臣武将不服从调度？不怕各路藩王不服，导致同室操戈？从其先后颁布的《昭鉴录》和《皇明祖训》条章可知，65岁的朱元璋并未因老昏聩，反而相当的了然。为此才反复强调藩王当恪守臣子本分，越轨行事者以奸臣论，对不安分的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处以重罚，以儆效尤。此外，借题发挥赐死可能危及长孙的仅存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为朱允炆做现成的皇帝除荆棘，铺道路，可说是煞费苦心。即便对孙子日后的情形充满顾虑和担忧，强悍的朱元璋依然将千斤重担交给一个文弱的孩子，窃以为此种缘由并非是长孙仁孝，皇帝宠爱，而是受到宗法制度和儒家“仁政”思想的束缚。1.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承袭自周王朝始，为杜绝王位继承上的纷争，确保王位大宗，维持接班人传承的的合法性，规定王位和财产必须有嫡长子继承，是为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宗法制度早已根深蒂固，为历代帝王采纳。譬如汉刘邦时期，因太子刘盈仁弱，刘邦以“如意类我”为由，试图东宫易主，改立宠妃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遭群臣反对，吕后闻，得张良计，请来商山四皓最终打消刘邦废长立幼的念头。再如唐高祖李渊的长子李建成无论在军事实力还是政治远见上都比李世民逊色，但为唐朝利益，李渊明知半壁江山出自世民之手，却依旧倾向于长子建成，对世民则时时打压提醒他忠心于皇兄，安守本分。只不过一场血腥的“玄武门之变”打破了李渊的初衷，太子被杀，世民即位，然此事也成了唐太宗一生无法洗刷的污点。到明太祖朱元璋时，纵然是行事果断，独断专行也难逃宗法制度的束缚，故而即便长子标温文儒雅，不类其父，朱元璋在做吴王时就早早将其立为世子，称帝后立为皇太子，作为帝国接班人精心培养，以绝后患。在他看来，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维护大明正宗的最好方式，群臣支持，诸王信服。熟料，洪武二十五年帝国的继承人一命呜呼，丧子之痛加上东宫缺位的难题令老皇帝心力交瘁。诸子中朱元璋最为看重的乃皇四子朱棣，俩人性格相投，都是杀伐果断，阴冷狡猾且多疑猜忌之人，且朱棣早年跟随元璋参与军事活动，先后两次率军北征，在军事实力上最胜。遗憾的是燕王为庶出，其上两兄长健在。因此即使朱棣如李世民般雄才大略，为使诸王安分，维护大宗，老皇帝也只能放弃他。反倒是朱允炆，虽年纪小，未受过政治训练，却是嫡长孙，合乎立法制度，人心，是正位储级，立为皇太孙最合适不过。2.儒家“仁政”思想贾谊《过秦论》篇一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道出秦灭亡的根因在“不施仁义，行仁政”。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帝王统治臣民的正统思想。孟子提出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倡导“仁政”之道，为君者以民为本，反对暴政，为圣明君主乐道。明建国之初，朱元璋虽然实行恐怖政治，杀戮成性，却也不否认严酷刑法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禁令日后帝王使用黥刺、割鼻、凌迟等刑法。在子女教育上尤其是太子教育方面，强调德行并重，挑选儒生经师和德行端正者为太子师，同时再三强调“仁、明、勤、断”四原则，即“仁才、明才、勤恳、决断”，将“仁”置于首位。对皇太孙朱允炆的教育也是如此，将学问和德行作为首要条件培养，盼其成为仁德之主。因此朱标父子俩身上的温文儒雅，性格中的仁爱正是守成之君所需要的。而燕王朱棣历经沙场，看惯了血雨腥风，父王的杀戮和兄弟间的勾心斗角，其心早已冷如坚石。故而，朱允炆称帝合乎老皇帝心意。可惜，朱允炆即位不久，推行“削藩”，燕王趁机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造反，于建文四年篡位自立，朱元璋疼爱的孙子下落不明，他的一番心思终究还是付诸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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