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如果说生命的过程是一次轮回，也许人类的文明史也将走向相同的宿命。水域孕育人类的先祖，从某种角度讲，这些孕育人类文明的水域是海洋的一种延伸，走向海洋是人类宿命般的必然。只是这种必然在今天回望，充满着一种沧桑与感慨，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海洋仿佛陆地中心论旁一直静默的那抹蔚蓝，人们并未对其有着足够高度的认识，虽然这一路走来，海洋对于人类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虽然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曾经创造过和正在创造着伟大的海洋文明。
林肯•佩恩在《海洋与文明》中所呈现的正是这种失落与回归相互交织的文明史观。作为美国著名的海洋史学者，《海洋与文明》中这种情愫与林肯•佩恩一直以来的海洋史观十分相和，总体上讲，其海洋史研究的着眼点是在海洋文明方面，“海洋史研究的前提，是通过研究发生在海上或与海洋相关的事件，为研究人类事物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而这些“相关的事件”则是一个融合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战争、艺术等多个维度的综合体，即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文明综合体”，《海洋与文明》算是林肯•佩恩第一次明确地从一直以来的海洋史研究迈向了海洋文明史构建的新维度。
正因为如此，林肯•佩恩在《海洋与文明》中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以往海洋史观的打破。如果说海洋文明在人类过往的岁月里不慎失落，也许并非指称的是海洋文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是人类在观念上对此的漠视和忽略。在林肯•佩恩看来以往的海洋史观是一种简单工具论和索引派杂糅的结果，即学者致力于研究“古代的船只、船只模型、图像、民族志以及相关的词典和书目”，这必将引导历史学家们更多地将海洋史与航海史和海军史划等号。显然，这种倾向是不利于海洋史和海洋文明自身发展的，因为这种狭窄的视角对比海洋文明自身的浩瀚实在有着“天渊之别”。《海洋与文明》也正是从船舶制造、海上贸易、海洋探险、人类迁徙、海军战争等诸多主题切入，用一种涵盖着历史、科学、政治、经济、社会、艺术、宗教、语言、法律等学科的“上帝视角”阐明这样一个简单却一直被忽略的事实：海洋史是世界史的一个分支，海洋史从本质上说就是海洋文明史。
虽然这个事实是林肯•佩恩一直所强调的，但在这部厚重的《海洋与文明》中，我们却仍然能够感受到浓郁的航海史的味道，甚至更多的是船舶发展史的风味。即便如此，作为资深的海洋史专家，林肯•佩恩的考据式写法仍然是引人入胜的，从“有现存证据的世界上最早的航行不会早于7000年前，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P12）开始，人类的船舶制造工艺的发展是超出人们惯性想象的。“带有桅杆的最古老的船只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科威特，时间可以追溯到6000年之前”（P58），到了古希腊时代，地中海区域已然出现了三桨座战船，而在罗马主宰地中海的时代，不但已经出现了成熟的港口城市，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舰队，当然船舶制造技术已经超出现代人的现象了，“‘伊希斯号’的载重量约为1200至1300吨，船长讲述了这艘船是如何在经历了7天的暴风雨后停靠在比雷埃夫斯港的”（P140），直到核时代的全球舰队。这显然是带有着林肯•佩恩自身特点的撰写方式，因为《海洋与文明》的构想，“形成于我在写作《世界船舶》之际”。
这甚至有些“二律背反”的味道，海洋史和海洋文明的讲述要摆脱航海史和船舶史的窠臼，但却永远无法脱离其作为海洋史特殊载体的框架设定，海洋文明之所以从失落到回归的过程显得相对漫长，也许正是这种先天制约造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林肯•佩恩的解决方法是充满“王道”气势的——直接从文明史的角度同时讲述海洋史，既然绕不开，那就一起来吧，读者自然会在阅读中体会到海洋文明史超越航海史和船舶史的妙处。例如将“航海事业如何扩大了共享某种知识（包括市场和商业实践，或航海和造船业等方面的贸易区域）”作为一条主线，这显然是完全“文明史化”的方式。这也正是为何当屋大维在埃及取得胜利时，帝国陆地部分也随之更加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地中海地区海上贸易的持续繁荣，使得罗马人的国家开始以史无前例的内生力发展起来。这并非“地中海成为内湖”这类地缘政治学角度的简单傲娇，而是阐述了“海洋”与“文明”之间强烈的共生关系。
如果说商业或者经济因素是某种温和的海洋文明线索，那么海洋在人类逐渐发达的科技实力催化下，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带来的政治因素则伴生出一种对抗和暴力，即“统治者和政府如何通过税收、贸易保护等机制开拓海洋事业并以此来巩固和强化其权力”。往往这种围绕海权的争夺其结果就是战争，即使在人类航海水平刚刚成熟的6世纪，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已经为了印度洋西部的海上霸权进行了最后的决战。这种战争往往从海洋蔓延至陆地，在全球贸易诞生的16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拓了现代全球航线的雏形，但这个过程必然带来一种政治上的对抗，为了航行而航行的事情在人类的海洋史中确实是不存在的。1511年，后来的葡属印度殖民地总督、果阿和马六甲的征服者阿尔布克尔克这样向葡萄牙国王描述其攻打果阿的过程：“我放火烧毁了这座城市，用刀杀死了每一个人。连续四天当中，您的士兵们双手沾满了鲜血。无论在哪里，我们只要找到一名穆斯林，就绝不放过他。我们用尸体填满了清真寺，然后放火……陛下，这是一次非常伟大的行动，部署完善，并圆满完成。”（P423）
其实，这正是海洋文明回归过程中一直的尴尬，当越来越多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很多曾经辉煌的陆地强国突然发觉以往认为“远在天边”的陌生势利正在十分强势地对自己造成致命的威胁。于是，当人类的航海技术实现了“时间与空间湮灭了”（第18章标题）时，关于海洋的问题让处于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警醒起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海洋文明一直以来是“失落”与“回归”交织并行，因为即使海洋和航海事业被人类逐渐重视，貌似海洋文明自身在人类文明序列的权重前所未有的提高了，但人类对这种文明的认识仍然是以往“失落时代”的惯性产物，人类仍未以一种“文明史观”的视角审视自身当前和未来的海洋生活。甚至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国家围绕海洋的“交流”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种博弈而已，“美国政府能够规定并推行其在本国专属经济区中的权利，而这是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而绝大多数中小国家的公民，却没有这样的选择余地”。（P618）
这里就涉及到一组关键的问题：何为“文明”？何为海洋文明“回归”的正确打开方式？如果从广义角度讲，“文明”指的是人类告别蛮荒时代，有了“文化”现象之后的历史阶段的整体文化面貌，如我们说的“人类文明”。如果从狭义角度讲，“文明”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人类社会单元或者“文化区”的整体文化面貌指称，如称“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玛雅文明”等等。总之，“文明”作为一个或大或小的整体概念，其“文化属性”是根本属性，而非附加属性。因此，林肯•佩恩将《海洋与文明》的主旨之一定义为讲述“语言、宗教和法律的跨海传播如何便利了区域间的联系”，这实际上是对海洋与文明如何在文化属性层面相互发生作用的准确阐述，也是这本书能被称之为是一本地道的“文明史”的最重要的原因。
继而，林肯•佩恩实际上在全书浩繁的史料背后在坚持阐明一个事实——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海洋。这才是海洋文明“回归”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人类应该赋予海洋文明应有的高度。世界文明史著名学者麦克尼尔父子在其著名的世界简史《人类之网》中说：“1450年之后的三个半世纪里，地球上的诸民族逐渐形成为一个同一的共同体。从此时开始，将地球上的各个不同地区视为孤立存在的——就像此前我们有时曾做过的那样——越来越无意义，我们将不会再这样去思考和描述。今后我们将逐渐增加对各种与全球性有关主题——包括全球化的进程——的探索。”这与《海洋与文明》的代际划分惊人形似，1450年代，教皇正式在敕令中声明，承认葡萄牙在率先进行的航海探险中拥有对所发现土地的管辖权，欧洲海上探险时代正式迎来高潮，不管初衷如何，人类开始大范围向海洋深处挺进，也确实“逐渐形成为一个同一的共同体”。
既然“文明”从来就应该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我们不难发现海洋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海洋与文明》正是从这个角度构建起了自身的文本体系，林肯•佩恩从两条线索组织起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一是以纵向的文明代际为线，从古埃及到青铜时代，再到中世纪、维京时代，继而是蒸汽时代和钢铁时代直至今日；一是以横向的地缘联系为线，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到亚洲，及至大西洋和太平洋，直至全世界。至此，林肯•佩恩实现了对自人类形成的很早时候起，经由海洋发生的跨文化相遇的全景展现，我们看到了不同文明的族群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相互影响，《海洋与文明》实现了由纵向孤立的航海史向纵横交错相互联系的海洋文明史的蝶变。这自然是林肯•佩恩个人的荣光，但这更是海洋文明荣耀回归的必然，是人类进入“海洋世纪”后向“海洋文明视角”转向的必然。
是的，海洋文明的“失落”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人类在认识层面的遗忘和忽视，而她的“回归”却带有着某种加速度的意味深长。甚至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地球物理学等角度主张，应该把地球看作是一个由“海洋”和“岛屿”组成的世界，把整个“陆地”视为一个“大岛”、几个“中岛”和众多“小岛”。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现代交通与通讯工具的全球性使用，经济贸易与文化传播早已全球性流通，“纯粹”的“内陆化”早已不再存在，天空也只是海洋的延伸，太空时代不过是“海洋思维”的四十五度仰角变奏。不管从国家和族群利益角度，或者从人类文明自身发展角度，有关海洋文明的一切从来都不是配角逆袭，而应该是王者归来。英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鲁姆・罗伯茨曾在《假如海洋空荡荡》中警醒世人：“生命既然可从海洋来，亦可在海洋中消亡。”没错，今天，当我们后知后觉般去凝望那片幽深的蔚蓝时，也许那片蔚蓝其实一直在幽深地凝望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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