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看吴晓波之前写的中国商业史《跌荡一百年》，主要讲的是中国企业在1870到1977年间的事情，第一篇就谈到了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那么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和包括商人们，同样处于一个大的历史变革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他们对于新技术革命的一个态度怎么样？采取了什么措施？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是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想到这，我后面会开辟一个小专题来说下中国古代的科技史和商业史的话题，大家感兴趣来一起探讨。
今天先说洋务运动。在1840年英国人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30年后，当时的政治精英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此指导下，先后办成了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后发展成为江南造船厂，此外开办了福州船政局，组建南洋水师，成为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开端。
这些功绩暂且不表，我们再来说下当时另外一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当时针对洋务派，提出洋务派对于制度改革缺乏认识和决心。“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只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只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梁启超因此一言以蔽之曰，“吾但学词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里还有一个小例子说到当时中国和日本派出德国访问的代表团的细节，说是在1870年前后刚刚统一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先后接待了来自主日本与中国的两批使者，他看到的景象是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燥造的如何，价值如何。因此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胜中国败。这个惊悚的黑色预言不幸在二十多年后的甲午海战中应验。
往事不可追，所谓落后就要挨打。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处于庙堂之上，只为保国计，因此认为单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可以了，殊不知却被隔壁的日本搞明治维新，实行全方位的改革，最终被超越了。
那么从洋务派改革失败的例子中，对于当今我们，依然处于这样一个新科技革命爆发的时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应该吸取怎么样的教训？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贸易挑衅，想方设法遏制中国抢占高科技的山头，作为政府和科技领域的专家们，商业集团们，该如何应对？
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对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政府方面大的方向都是对的，落实到实际的政策层该如何制定？对创新创业的包容度怎样？如何对新科技和新商业业态进行监管？如何创造一个更加富有活力的创新市场？包括完善科技人才的薪酬分配机制？
对于技术专家们来说，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富有创新活力的科研环境？怎么样做好科技创新？怎么样做到科研和产品结合？
对于企业家们来说，应该已经嗅到了新科技带来的商业机会，如何去下水去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摸索出一条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但又能符合政府监管要求？
综合来说，新科技的出现是科技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业模式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府在二者之间搭建好桥梁，三者最终构建一个稳固共赢的三角关系，避免步入150年前洋务运动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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