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史虽然距离今人不过区区170多年，但是我们对比却又有很深的陌生感，一直以来对其解读也不够，一段历史已经被教材书给过度简化革命的历史，反抗与侵略的历史，彷佛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就只有这些。今天我们已经感受不到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的意气风发，也感受不到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共和梦想而疲于奔走。历史的血肉已经消逝，只剩下冷冰冰的史料来供后人研究。本文不想给近代史下一个定论，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从1840年1911年之前的这段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对中国人来说是锥心之痛，但是，痛其实是后来的事，对当时之人来说，却并非如此。1841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茅海建在其书《天朝的崩溃》中写到。事实上整个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撒谎，而且这些撒谎最有力的人反而收到了褒奖，比如这场战争的首席指挥官奕山，反而基本不撒谎的林则徐被遣戍伊犁，而后来才撒谎的琦善则被判处斩监候。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因为当时是帝国时代，我们是“堂堂天朝上国”，而对方不过是“蕞尔岛夷”。所以没人敢说实话，战败以后，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道德的谴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这场1840年的战争称之为“鸦片战争”。事实上也无人关心这次战争的胜利，只要皇帝仍旧坐在紫禁城中，只要儒家传统仍未被撼摇，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仍然我行我素。尽管这次战争签订了《南京条约》，开辟了所谓的五口通商，但是英国人还是没有从贸易中得到他们想要的好处，他们发现中国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抵御他们的经济攻势。于是英国和法国有联合发动了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可是动了真格了，最后还把圆明园烧了，要知道圆明园可是当时皇帝主要办公地点。自雍正以后，清朝的皇帝们几乎都在圆明园办公，很少回紫禁城。这场战争震动了清朝的统治者们，他们开始了变法图强。洋务运动仍未跳出中国古已有之的经世致用思想，我们学习西方的技术，不过是为了维持这个古老帝国的统治。虽然西方打败了中国，使他们知道世界上不光只有中国这一个文明，中国甚至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损伤了我们天朝的威严。但是帝国的统治们仍然持有中国文化中心论，他们认为西方不过只是船坚炮利而已。张之洞那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很能反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看法。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新复兴时期，远非我们想象的黑暗岁月。
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经崛起，他们虽人士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但是他们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了。在中央他们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能用更熟练的技巧处理对外关系，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为代表，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得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他们公允，勤奋，自我克制，重新树立了道德的榜样，为官僚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他们也有各种缺点，中国的党派争斗也并停歇，但是洋务运动还是收获了成就。事实上经过李鸿章的长达20年的苦心经营，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计算，他的装备在当时已经明列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而日本只是世界第十三。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日本的明治天皇还为之赞叹。但是无论这一切的成就是多么的辉煌，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还是宣告了改革30年的失败。这场战争才真正是中国的统治者们从梦中惊醒，他们败给了日本，这个曾经的学生，把老师给打败了，而且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我们已经无法想象这个自诩为“大清帝国裱糊匠”的李鸿章忍受了多少的屈辱，他是多么地不甘，但是一切都于事无补。割让台湾，赔款白银两亿两，而日本则用这批赔款发展工业，海军等。著名的爱国诗人丘逢甲这样写到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场战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慈禧把海军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还是翁同龢与李鸿章二人的党争，今天已变得扑朔迷离，具体真正如何等待后来人的解读。但是组织的退化，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来远”、“威远”两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仍从容地上岸嫖妓，至于紫禁城，彷佛这场战争无关他们的利益，比起外敌，外部的斗争才更关键。而对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而言，战争根本就从未爆发，只要给点钱，他们就会给敌人带路，他们从没有国家与民族这个概念，在他们眼中，只有朝代更替。洋务运动的一切就像是帝国的一层新皮，覆盖在这个国家内部早已腐烂的身体之上。中国和日本两国几乎同时开始进行改革，同样是至上而下。甚至中国的中国的投入比日本还大，一位19世纪的观察者这样写到：“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事实上中国的官员们也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但是中国的“同治中兴”却几乎是惨败。原因何在呢？
中日两场变革的区别所在就在于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寻求答案，这些变革者他们渴望维持现状，而日本的改革者却准备改变现状，迎接未来。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地域太辽阔了，当国家的最北部还在白雪皑皑之时，最南部已经还是换上了夏装。当外来挑战来临时，我们总有地方躲，八国联军进北京了，“两宫巡狩”，逃到了西安，而日本呢？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别无可躲，只有正面迎接挑战。。我们这个帝国犹如一只庞然巨兽，自身的惰性，使他很难改变。日本的历史学家界屋太一将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归为三个：“一、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在外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一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而忘记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经验。”中国有几千年连续的历史，我们过度地适应了我们的环境，每当新的挑战来临之时，我们总是从我们已有的经验中找寻，恰如“同治中兴”，我们对待西方思想的方法也基本如此，就是采取类似格义的方法。战争过后，我们的民族又要发愤图强，开始学习先进的邻居，失败激起的学习欲望压倒了简单的民族情绪。1898年1907年，中日关系开始进入黄金十年。在这期间之前有2.5万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周氏兄弟就是他们的代表，紫禁城里也出现了新政，以康有为和光绪为领导的“百日维新”也拉开了序幕。甚至有些乐观人士认为如果不是康有为缺乏足够的政治技巧，也许变法会持续更长时间，即使达不到明治维新的程度，也能延续更长时间。虽然新政失败了，但是新政的影响力并未完全消散，慈禧在1901年狼狈回到北京城以后，也开始醒悟，开始着手进行改革。事实上在1901到慈禧逝世的1908年中国新政中的措施也远远生活百日维新。于1905年甚至废除了自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从而切断了中国上下层之间的联系，这个曾经使中国充满无限活力的制度，其使得人才流动起来。打破了上品无寒门的禁锢，我怎样评价这个制度都不为过，尽管后来八股取士扼杀了士人的创造力，但这不是科举考试的错。事实上我们今天的高考某种意义上就是科举制度的延续。这项废除科举考试的举措让帝国体制的运转彻底失效，罗兹曼认为它割裂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为未来中国的军阀割裂奠定了基础，导致了土地资源的再分配，阻碍了社会的流动，引起了文化上的中断感……
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还是啊不能挽救这个帝国的崩溃，整个社会也处于崩溃的边缘。1908年慈禧和光绪的相继逝世，1909年张之洞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离去，一个新的时代也将要到来。这个帝国正如前述说要，自身拥有的惰性过大，挽救的速度还不及灭亡的速度。而且改革还培养出来了它的对立面，历史学家陈旭鹭总结到：“新政增加了捐税，因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对立面；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学生，因而造就了成批的反封建斗士；新军淘汰了绿营练勇，结果却铸成了把枪口指向王朝的武装力量”。
最终由于一次偶然也是必然的起义，大清帝国就被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也被丢进了如马克思说言“历史的垃圾堆”之中。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以至于当事人也不能全然看清发生了何事，不能窥其全端。以一个较深的纵深来看，1840年到1911年是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的阶段，尽管这融入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这短短71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从政治，军事，从文化，生活看确实如此。各种新事物不断地涌入中国，火车，照相机，电影，各种从西方传入的事物，无一不被冠以“洋玩意”的称号。同时中国当时的社会差异仍是非常之大，占据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农村，仍生活在鲁迅笔下“吃人的礼教”的束缚之下。尽管乡绅和宗族的力量仍然强大，但这种旧秩序正在消亡，新生的力量也正在酝酿之中。这一切都为中国后来的变革积蓄了力量，中国也步入了黄仁宇所言：“中国的长期革命”。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锁定在1910年，这一年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就读康奈尔大学。而彼时鲁迅正担任绍兴中学堂教员，而翌年他将写作人生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而彼时孙中山仍在海外四处奔走，而第二年他将领导一场伟大的革命；而蒋介石于冬天毕业于东京振武军校；而毛泽东则于秋季，考入湖南湘江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深受梁启超，康有为改良思想影响。这些人物将于之后的历史中次第登场，为中国的长期革命发挥着不了磨灭的影响。他们使中国改头换面，但是这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做的，没有王韬，郑观应，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也就没有他们后来的辉煌成就。
最后以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文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清晰地把握历史的脉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给予人以启发，那就不辜负历史写作的目的，这恰恰也是历史写作醉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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