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现实的《嘉年华》

对比最近的现实，《嘉年华》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够现实的结局：家长顶住压力和私下赔偿的诱惑，企图遮掩真相的警察和医生被绳之以法，性侵儿童的当事人被判有罪，正义得到伸张。在电影之外，在金马奖，导演文晏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感谢她们为那些没有发出声音的孩子发出声音。”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不够现实的现实故事。一方面电影勇敢地把最阴暗的性侵儿童事件推向公众视野；另一方面，电影又用女性式的温柔和委婉，给观众一个美好的结局。当然可以理解，在当下政治氛围下，电影如果以不够美好的结局结束，它可能很难与观众见面。也就是说，真的够阴暗，够悲观，够现实的结局，是不能搬上银幕的。用一种打了折的现实性来代言现实，作出策略上的妥协，这提供了一种走出道德困境的参照。这里的道德困境是那首关于沉默者自食其果的短诗中揭示的：我不能为共产主义者、犹太人说话，最后也没人为我的悲惨遭遇说话。文晏的解决之道：虽然没有明确的抵抗当局，制止屠杀的言辞，但我还是为共产主义者、犹太人说了一些话，哪怕是安慰他们的话，我始终是说了一些的。

她们真的需要被代言吗？她们真的需要别人替她们说话吗？

至少在《嘉年华》中，两位被性侵的儿童，并没有表现出需要代言人的强烈欲望。这不是笔者无视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冷漠无情，而是电影确实没有这么去拍。小文的全部痛苦来自不断折腾的法医检查，也就是二次伤害，以及她母亲的责难。另一个是乖乖女，对自己受到的伤害完全没有成人式的意识。这当然不是说，对一个毫无痛苦意识的人的伤害是合法或者合乎道德的，而是想指出，这个对痛苦毫无意识的人真的需要别人为他遭受的痛苦代言吗？我们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触碰别人意识不到的隐痛，并且鼓励他们为自己遭受的不公对抗强权，为他们打抱不平。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大众舆论在发帖和删帖的种种抱怨中，几乎忽视了受害者本人的想法，千夫所指的三色幼儿园圆满完成了扮演这个时代罪恶滔天者的丰满形象。而在网友愤愤不平的时候，隐约有见家长撤销指控的消息。这正如《嘉年华》里那个乖乖女的父母所做的：为了女儿上好的学校，有好的未来，他们接受性侵者金钱补偿，不再起诉。

这对父母这样做可以吗？现实中那么多热心、善良的网友关心三色幼儿园事件，假如受害者家长选择妥协，放弃正义的诉求，这样有错吗？大众舆论能为受害者家长代言吗？

那个虚构的罪恶滔天者的形象，正如大屠杀中纳粹的形象一样臭名昭著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是我们深切同情、嫉恶如仇的心理，迫切需要一个鲜明的、标签式的罪恶形象来解释我们不能忍受的罪恶行径。我们也往往忘了，纳粹或者幼儿园并不是个体的人，而是人格化的罪恶滔天者。在纳粹和幼儿园的背后，是体制、文化、道德支撑的一套组织的人的运行机制。痛下狠手虐童的幼儿园老师或者电影中的性侵者，他们都有“帮凶”。而那些“帮凶”，并不尽然看上去邪恶、丑陋，却可能无力、扭曲、平庸。他们抵挡不住诱惑，他们坚持不住正义，他们纵容邪恶。

那些愤愤不平的网友，似乎每次发声和被删帖都在提高他们良心的温度。但让人怀疑的是，偌大个国家，有如此多的良心温热的人，现实为什么还是那么丑恶，罪恶为什么还是那么昭彰。

受害儿童家长为什么不可以妥协？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性侵者的赔偿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他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在一个每个人都表白善良而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坏的时代，在一个道德错乱、怙恶不逡的时代，那些鼓励别人争取正义、对抗强权的人，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争取正义、对抗强权的代价。一个坏时代不是大家都去鼓励别人去争取好时代就自然变成了好时代，一个身处坏时代的人首先得分辨清别人的鼓励值不值得自己为之献身。

一个最现实的现实，一个大家都不愿承认的现实是：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抱在一起让这个现实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