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明帝还只有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坐在晋元帝腿上。元帝于是问他长安远还是太阳远，明帝回答说：“太阳远，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边来。”明帝很是感到惊奇，第二天群臣宴会的时候，元帝告诉他们昨天的事情，并再次问了一遍明帝。明帝回答说：“太阳近。”这下元帝坐不住了，问道：“为什么跟昨天说的不一样呢？”元帝回答说：“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太阳，却看不见长安，所以太阳近。”
几岁的晋明帝挟“是否有人从那边来”与“是否能看得到”两个不同标准分别推到出“太阳远”与“太阳近”的答案，固然聪明，因而《经世奇谋》引为佳谈。殊不知中国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不俟终日，毕见于此。晋元帝不以此等反复为唐突，而“奇之”“益奇之”，可见中国人对错标准之糊涂。
诚然，以当日之科学认知与科技水平而论，太阳近还是长安近是一个无从判断的问题，如张三认为日近而李四认为日远，俱无伤大雅。但以明帝昨日“日远”今日“日近”之善变观之，中国人实在缺少为某一理论（遑论对错）而坚持之精神。
中国人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信；中国人什么标准都推崇，又什么标准都不遵守；中国人妄想面面俱到，却失之于朝三暮四。儒道佛三教之理念，本无好坏长短，但即为信仰，须在坚持。中国人却堂堂皇皇脚踏三只船，杂糅并处之下，拜孔子拜太上老君拜释迦牟尼拜上帝拜马克思，逢庙必拜之下的投机心理，缺少坚持之下的懒散个性，自然养成了中国人奇巧善变之特征。此种特性对于中国之危害，国人浑然不觉，反以“善于学习”和“包容”之谬赞以自娱以自欺。
由此观之，“知错能改”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件最紧迫的事，我们很多时候是太喜欢“改”了而并没有知道为什么“错”了，就如我们做卷子最后比对标准答案，在卷子上随手将错位答案打上叉在正确答案上打上勾，我们的“知错能改”的水平往往限于此。一方面，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会错；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体会到对的为什么对。或迫于标准答案之权威，或慑于上级领导之“指示”，或服于社会舆论之压力，不经反思与思考的瞎改一通或暂改一把，大有重蹈覆辙卷土重来的风险，却绝无“吃一堑长一智”之进步。改对了，无经验可言；改错了，无责任可言；漫不经心逐渐变成没心没肺。
西方人善于将问题逻辑化与量化；中国人善于将问题抽象化。于是中国人有那么多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且还都分别有大批拥趸，并且还有很多“采众家之长”的超然人物。
我不认为“面面俱到”对于人的成长最有利，我认为人应该有自己鲜明的学派乃至观点；我不认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的不同标准，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只取其中一条。
一方面，我们要有是非标准，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怀着不同目的的人都能引申出不同的结论，让一种理论逐渐在实践中走样变形。另一方，即使在“是”与“非”的内部，也一定要走逻辑化与量化的路，不能什么都是一团模糊，都是“差不多”。
只有我们放弃这种奇巧善变，我们才能真正改造民族的精神，拥抱真正的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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