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潘玉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一代画魂”的美誉

潘玉良同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与孙多慈并称“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她们大多出自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唯有潘玉良出生最为世俗贫寒，命运最为波折多舛。

她出身低微到不能再低微，长相也并不好看，但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对机会的把握，到达了很多出身高贵的人也无法企及的高度，成为这些女画家中创作最多、成就最高的一位。

不论是气度、修养，还是绘画技术，潘玉良在中国近现代女画家中，无人可比，在男性画家中，也属上乘，被称为中国的“女梵高”和“一代画魂”。

她的作品包括油画、国画、白描、版画、雕塑等，获得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等20多个奖项。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收藏了她的油画作品，从此她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卢浮宫的画家。

苏雪林评价潘玉良：“成就在当时中国所有西画家之上”

徐悲鸿也曾评点当时的画坛说：中国不过三个画家，其中一个便是潘玉良。

潘玉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我应该姓潘，我是属于你的，没有你就没有我”

潘玉良，原名杨秀清，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未满1岁时父亲便与世长辞，2岁时姐姐夭折，8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人世。年幼的秀清孤苦无依，后被舅舅领养，便随其姓张。14岁时被好赌的舅父骗到芜湖，卖给了妓院，改名为张玉良。

由于长得不出挑，她在妓院是做烧火丫头，干的是又粗又累的活。鸨母还逼她接客，她誓死不从，一次次从妓院中逃跑出来，又一次次被追回去毒打，中间她还试图跳水、上吊，均因看管过严而未遂。

天无绝人之路，在妓院煎熬了4年之后，张玉良遇到了“命中贵人”——时任安徽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二人相遇后，潘赞化同情玉良的遭遇，对她生了怜悯之心，用两百银元替她赎了身。

潘赞化帮助小玉良主要是出于同情，纯属义举，并无一分一毫的私心。他本来想将她送回亲戚家，但她主动提出，想留在他身旁，哪怕做一个贴身小丫头。

潘赞化年轻时曾在祖父的安排下，娶过表妹方氏为妻，并育有一女，妻女一直在桐城老家，潘赞化对方氏并无男女之情，却因是祖父做媒又不能休弃，于是娶张玉良为妾室。

1913年秋夜，潘赞化带玉良从芜湖来到上海，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三号举行了婚礼，他的好友陈独秀不仅担任了证婚人的角色，也是这场婚礼的唯一嘉宾。

对于潘赞化这份如此厚重的情义，张玉良感激不已。后来将自己的姓也改为了“潘”，以你之姓，冠我之名，当做永生的回报。她说：“我应该姓潘，我是属于你的，没有你就没有我”。从此世上只有潘玉良。

因好友柏文蔚、陈独秀参加的“倒袁运动”失败，被波及的潘赞化逃往上海，潘玉良也随之同往。

那时候，在上海美专担任教授的洪野先生就住在她家隔壁，她每次经过他家，就会情不自禁地看他画画，有时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当他看到潘玉良临摹自己的习作后，他大吃一惊，“这哪像一个完全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的习作！”

洪野先生给潘赞化的信中道：“……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已正式收阁下的夫人作我的学生，免费教授美术……她在美术的感觉上已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

为了让潘赞化有后，潘玉良做出了一个决定，她以丈夫的名义写信给方氏，请方氏前来上海同住。不知就里的方氏抵沪后，潘玉良让出主卧室，自己在亭子间独眠，并真诚地表示，方氏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孩子。

多年后，潘赞化给潘玉良写信，带着内疚和感恩提及此事：“潘门之后是你一手培植出来的，从牟（潘赞化之子潘牟）出世起，老方是你未经我同意，私自作信叫她到上海来，你还记得吧？你到亭子间去住，逼我与她同居，我本来决意不肯，因你的诚意感动，再三苦劝我，不要因你使我断后，否则，不从你，你就活不下去的样子。”

潘玉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把脂粉化成油彩，重新涂抹了自己的生命”。

1918年，潘玉良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入上海美专。然而，榜单上却没有她的名字，原来，关于她出身青楼的风言风语不绝于耳，校方一度将她从录取名单上删掉。

洪野找到校长刘海粟，强烈申诉道：国家用人，只认人才；学校录取学生，只认成绩，这样对待人才不公平啊！

校长刘海粟力排众议，手提毛笔，亲自在录取榜单上写下了“潘玉良”三个大字。

玉良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经常受到教师和校长刘海粟的激励。潘玉良自己说：“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她曾无数次借着去浴室洗澡的借口，偷偷地画女人的裸体。直到有一次被一个大块头的胖女人驱赶出来，潘玉良只好带着画作落荒而逃。

回家后，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想到：“我自己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模特吗？”想到这里，便脱下衣服，对着镜子作画。

在那样一个年代， 潘赞化该是面对怎样的压力，让这位曾经苦命又视艺术为生命的女人可以自由的追求理想，给她所有的包容、爱与支持。

当时，人们对人体素描、裸模以及上海美专的学生有着极大的偏见，认为画裸女是伤风败俗的事情，还说愿意干这事的女画家不是疯子就是婊子。

上海美专的女同学甚至要求退学，她们扬言：“誓不与妓女同校！”

1921年，潘玉良在上海美专校长的建议下，让潘玉良到欧洲学画，尽管潘赞化有许多不舍，还是放手让心爱的人去追求她热爱的事业。他多方奔走，为潘玉良争取到了一个法国留学的官费生名额。

从青楼女子到一个文人的小妾，从美术学校的学生到欧洲留学，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她人生的一个质变。就这样潘玉良开始了她在法国留学的生涯。

送别时，两人在黄浦江码头站立许久，潘赞化取出一条金项链放到潘玉良手里，鸡心吊坠中镶嵌着两人的照片，一切的情感和言语都凝聚在这小小的项链上。

1923年，潘玉良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与徐悲鸿同窗。

1925年，潘玉良得到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马蒂教授的赏识，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

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打破了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得该奖的纪录。

徐悲鸿对这位师妹评价甚高：“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

1929年的春天，她一连四月未见家信和津贴，一次在课堂上晕了过去，教授和同学们见状不忍，凑钱给她，正在这时，传达员高喊：“中国的张玉良女士，你的汇票！”同学们围拢来一看，是欧亚现代画展评选委员会的，附言：“潘张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金五千里尔。”

毕业考试和答辩都已进行过了，即将举行毕业仪式时，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异国重逢，她无比激动，一把抱住老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只是泪花。当下，刘校长给玉良写了聘书，回国后，聘任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次年又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聘请为油画教授。

两个月后，她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两百多幅作品震惊了世人，她高超的画技让大家耳目一新，连连称赞，连徐悲鸿也向她伸出橄榄枝，邀请她到自己所在的“中大”执教。

1931年，她带着浓浓暖意，画了《我之家庭》，里面有潘赞化，有她，有爱。她多么渴望和向往这种生活永远持续下去，但命运总是一次又一次促使他们分别。

1936年她举办国内第5次画展，《人力壮士》是潘玉良颇为得意的作品，也广受好评，她描绘了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搬开一块岩石，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以表达她对战场将士们的敬重。

这幅作品后来被一位政府官员以1000大洋的天价订购。但在1936年展出时，这幅画却受到了很多误解和攻讦。

有人恶意在画上贴了一张纸条，声称这是“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对潘玉良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她甚至无从辩驳，因为在世人眼里，她妓女的出身始终无法改变，更有小报以哗众取宠的标题大肆渲染其人生经历。

甚至居然有人当着她的面嘲讽：“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潘玉良二话不说，扇了对方一记耳光。

最终，在艺术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1937年，潘玉良再次旅居巴黎，潘赞化依旧送她到黄浦江码头，他将蔡锷送给他的怀表送给爱人作为临别纪念说：“我等你回来。”

却不想这次送别竟是俩人的诀别，谁曾料想，至死她都未再踏回祖国的土地，未再回到潘赞化身边。

陈独秀一直支持她，他在《侧身背卧女人体》的白描上亲自题字：

“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

潘玉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追求美的人，从来都是勇士。”

据曾和她在巴黎联手举办过画展的赵无极说，玉良个性极强，有“三不女士”称号：

一是不加入外国籍。

二是不恋爱。

三是保持创作独立，不和任何画商合作。

作为一个艺术家，她是幸运的。她将自己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始终都行走在一生追求作画事业的道路上， 将艺术拿来当成精神食粮，好支撑自己活下去。她是那种可以用生命去画画的女人。

她坚持留在巴黎，是因为这里开放包容的环境更适合她创作。任命运如何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那都是她甘愿承受的一部分。

她的生活一直在清苦里徘徊，靠零星卖点小画与朋友的接济过活，住得简陋，吃得简单，穿得随便。可在任何现况下，玉良最多的钱都是拿来买画布与颜料。为了省一省开支，她尽量买最便宜的颜料与画布，画画的时候也尽量画得薄一些。

她的作品里，女人体最多，自画像也多。画像里的她身材略微壮硕，五官也没有一丝精致，甚至有些粗糙。

她长得不美，她笔下的女子也几乎不能用惯常的审美方式去观望，但她们都处在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里，有一种巨大的激情蕴含在里头，好像她把自己活泼泼、热烈烈的生命，一点一滴地匀到画中一样。

在1958年的巴黎多赛尔画展上，她展示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作品，雕塑《张大千头像》、《矿工》、《王义胸像》、《中国女诗入》，仙画《塞纳河畔》、水彩画《浴后》等等。

1959年，巴黎大学把它设置的多尔利奖，奖给了张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

晚上回到住处，张玉良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刘海粟先生，一封给赞化，她取出一张照片，背面写上：

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利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

玉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她希望这两封信能寄到刘校长和赞化手中，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她哪里知道，国内刘海粟被打成右派，潘赞化受到牵连。

潘赞化的回信姗姗来迟：“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之积45年之理想，当祝当贺！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他委婉地暗示她局势不稳，并不希望她回国。隔着隐晦的字眼，潘玉良读出了他的一片苦心。她推迟了归期，等待着回国的好时机。

潘玉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用生命画画的女人

尽管她因为出身，在国内屡受伤害，心痛欲绝，但在她的心中还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和亲人的身边。她曾有过三次回国的打算，但都因故未能成行，而这也成了她的终身遗憾。

“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是多年后，潘玉良给潘赞化写下的一首相思之诗。当时中法尚未建交，潘赞化过世两年后，潘玉良才从大使馆的人口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

潘玉良一生中，除了潘赞化外，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为她付出了许多，这个男子名叫王守义。

王守义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挖过煤，洗过碗，后来学会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租赁汽车跑运输。边打工边学习，还考入巴黎航空驾驶专科学校，拿到飞机驾驶员证书。

七七事变后，王守义与一些爱国志士决心投入国内抗日，准备驾机赴东北抗日战场，但却遭到投降派的国民党驻法国组织的追杀。王守义一度到瑞士避难。

回巴黎后，王守义和同乡一起在巴黎近郊开了一家中餐馆，起名为“东方饭店”

他爱慕她的才华，帮助过她举办作品展，也陪她出入朋友的艺术沙龙，交流画技。后来，潘玉良在艺术沙龙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王守义就陪她出入凡尔赛宫、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艺术宫殿浏览艺术珍品；陪她在凯旋门、艾菲尔铁塔下和塞纳河、卢瓦尔河畔写生。

王守义还设法筹资，多方奔走，为潘玉良举办画展。不仅在巴黎，还在瑞土、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家举办画展。自此，潘玉良在艺坛声名鹊起。

但是，潘玉良心中始终放不下她的丈夫，这份爱情，漂洋过海依然刻骨铭心，她无法承受王守义炽热的爱恋，所以她只能选择逃避。二人最终只能以姐弟相称。而王守义，就是那个撑起了潘玉良临终托付的男子。

1977年，82岁的潘玉良带着对亲友的牵挂与不能归国的遗憾与世长辞。墓碑上刻着：世界艺术家潘玉良之墓（1895 ～1977）。

她要求穿旗袍入殓，并嘱咐王守义一定要将潘赞化赠送给她的项链和怀表归还给潘赞化后人。这两件见证了俩人爱情的信物，她保存了近半个世纪。

她去世后，挚友与爱慕者王守义先生遵循其遗愿，竭力促成画作归国。把装有潘玉良遗作、遗物的7只大箱子终于被运回国内，保存在潘赞化的故乡安徽省博物馆，并将潘玉良的遗物亲手交给了潘赞化的后人。

1981年5月5日，漂泊一生，孤苦一生的王守义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去逝了。当时他正筹备着回国，打算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可是天不佑人，他连最后一个愿望也未能实现。王守义逝世后，他生前的好友将他与潘玉良合葬在了一起。

“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命运还是缘分，有意或无意把两个孤独的老人，安葬在异国他乡的同一块土地上，让王守义继续默默地照顾这位漂泊天涯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