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 著，收录于《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短篇小说卷·第二卷》<梁鸿鹰 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5月）
若是把习惯看做一种规范，“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这个“惹”字赋予了习惯禁锢人性的力量。习惯绝非法律准绳，也不是什么规章制度，就连人情往来的世俗礼仪恐怕也难以将习惯归置于它那约定俗成的范畴。可习惯究竟是什么？冯骥才如此言道，“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尽力把一切事物都和自己的理解力拉平”。倒不是说，这段文字就是习惯一词的确切定义，可它突出了从“我”的视角评价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方式，如果“我”在群体内有着不少声气相投的拥趸，那么，建立在这种行为方式上对世界的理解与解释就具有了导向性的作用。
冯骥才在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里就塑造了一个在群体内有不少拥趸，说什么都有不少人相信，以至于其说出的话对群体一浪接一浪掀起过不少导向性风波的人物。裁缝老婆，冯骥才毫不客气的用“刺探”一词点明了这个妇人对别人表示强烈关注的爱好。在作者的刻划下，那些文字明白无误的指出，“刺探”并非源自对别人的好奇，而是一种同选择有关的自愿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六十年代以来，处处居民住地，都有这样一类人被吸收为‘街道积极分子’”的鼓励下，成为对抱持这种生活选择之人的肯定和奖掖。
为了得到肯定和奖掖，对裁缝老婆这样一类人而言，生活中就得有相应的关注对象。不幸地，自打结婚时就搬进团结大楼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因为夫妻二人不成比例的身高而进入了裁缝老婆关注的视线里。
高女人比矮丈夫高十七厘米，夫妻二人走在一起，“他和她的耳垂一般齐，看上去却好像差两头！”这种不谐调的对比，连邻居家久历人事的老爷子在酒后都有失体统的开起了这对夫妻的玩笑。冯骥才一语道破了传统邻里关系掩藏在一团和气下的隐密，“大人的无聊最能纵使孩子们的恶作剧”。当团结大楼一些闲得没事儿的婆娘们，对着那身高悬殊过大的夫妻指指点点，孩子们也望着这二人哄笑个不停。
因为这一对夫妻的结合，破坏了人们对固有习惯的认识。她比他高，并且高得太离谱，任谁见了都会产生习惯层面的不自在。这种不自在与日俱增，抓挠着团结大楼的住户们必欲一探究竟，纷扬而起的好奇也就甚嚣尘上。不经意地，高女人和矮丈夫成为团结大楼住户们的公共议题，围绕着这一议题产生的诸多疑问从来就没有出现“正式答案”，无可奈何的靠瞎猜来稍许缓和住户们被好奇之心牵扯而出的那份焦虑。
焦虑使得住户们愈发同高女人和矮丈夫处于对立的态势。这全然在于夫妻二人与大楼的住户们“一直保持着相当冷淡的关系”。程度副词“相当”对“冷淡”的修饰，又突显出不通世故的夫妻俩对固有习惯的另一场破坏。他们破坏了人们对热情的维系，故而，也就通过“惹”的方式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和倒霉。
麻烦肇始于裁缝老婆“刺探”别人的本领在高女人和矮丈夫那里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传统邻里关系的范畴内有这么一类人，他或者她，对邻里间的大事小事，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姑嫂纠纷，乃至于别人家的勤懒，工资收入状况，生活开销水平，是否经常吃肉，无不了如指掌。裁缝老婆作为这类人中的佼佼者，“她这方面的本领更是超乎常人”。可她的这种才干如今却面临着彻底失败的危机。因为无法探知出高女人和矮丈夫结合在一起的缘由，这就令裁缝老婆产生了深深的苦恼。冯骥才在小说里未对任何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而是通过列举事例的方式将评价空间留给了读者。裁缝老婆的苦恼乍看之下好似浮现着一丝能让读者对其报以同情的隐笔，孰不知，细品之余才能体会出作者以曲笔诉衷肠的蕴含着批判的力量。
裁缝老婆对高女人和矮丈夫的猜测，皆为发轫于想象中的所谓经验之谈。当这类经验之谈充作“正式答案”昭告于世，一旦面临事实打脸的场景则必定会让滥觞于经验的当事者颜面无光、心怀忿恨。冯骥才列举了传统邻里关系里一个具有受众基础的事例，将其整合进小说创作，用文学中的现实性观照具体人物所代表的广泛而普遍的日常经验。高女人和矮丈夫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裁缝老婆从中看到了一个维护自己既往才干和本领的口实。“夫妻俩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否则谁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这个判断让裁缝老婆的聪明得到了团结大楼住户们的一致认可。好景不长，高女人怀孕了使得裁缝老婆陷入被事实打脸的尴尬境况。这个境况反过来则佐证了高女人和矮丈夫对固有习惯的再一次破坏。这一次，夫妻俩用属于自己的小日子撕下了世情那张薄如蝉翼的所谓面子，亦即在浑然不觉中糟践了别人的脸面。
随着脸面和习惯一并被破坏，裁缝老婆用“走着瞧”的心态反映了团结大楼的住户们集体的心声。反正人们的好奇心并未就此消退，各种听起来有理的说法仍然未在高女人和矮丈夫身上得到印证，这让裁缝老婆的本领依旧有着极大的用武之地。此时，裁缝老婆已成为街道居民代表。这个条件让她协助户籍警察查对户口时，总算以正当的途径知晓了一个问题的正式答案。这个答案确凿可信，无法推翻。高女人和矮丈夫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矮丈夫是工资达一百八十元之多的总工程师，高女人只是一个收入不足六十元的化验员。这个答案实则说明不了什么，作者却用它来引导读者窥见到生活如若置人于死地时所必然呈现出的吊诡之处。
裁缝老婆的才干藉由高女人和矮丈夫悬殊的职务和工资收入得到了空前的借题发挥。高女人必定是为了钱和地位，为了过上好日子而嫁给了矮个子男人。终于，在大家的认同声里，裁缝老婆找回了失去的脸面，也顺遂心意的报了“一箭之仇”，尽管这所谓的“仇恨”究其本质无甚意义可言。这一切都在背地里悄然发生着，高女人和矮丈夫毫不知晓，他们已成为人们积攒怨气的源头。裁缝老婆对夫妻俩新的判断，让大家认识到高女人不但见钱眼开，而且命好有福。在习惯的魔障下，命好的有福之人自然难逃公共空间“新仇旧恨”的拢聚。
众人的怨气在时代气候的转变中获得了不受约束的释放。大批斗开始之际，意味着高女人和矮丈夫正式走起了“霉运”。已升任为治保主任的裁缝老婆带领着一帮婆娘们，胡来、发威、声嘶力竭地狂吼乱叫，在高女人和矮丈夫的批判会上耍足了威风。可这样的威风换来的却是高女人眼里“一股傲岸、嘲讽、倔强的光芒”。它是不屈之意志的彰显，同时，也照鉴了人们于无知中伴同悻悻然无趣的收场。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高女人和矮丈夫都是形影不离地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回家。关于他俩形影不离的描写在小说里出现了两次，总括出夫妻俩相守一生又被习惯性的偏见戕害了一生的具体写照。他们作为习惯的牺牲品，直到高女人死去，矮丈夫落实了政策，这个历劫后的幸存者，仍然不明白自己和妻子这一生究竟是如何被选中作为祭品吞噬在习惯这个怪兽的尖牙利齿下的。相比他们，同习惯合拍的裁缝老婆一生无所谓顺境逆境，她不过以和习惯相符的认识熟练地活着，不像高女人和矮丈夫对待生活那么生涩。高女人死后，被幸运围绕着的矮男人受到了裁缝老婆的青睐。裁缝老婆揣着自己亲侄女的照片，打起了向矮男人提亲的主意。这是习惯的另一个侧面，从善于攻击无辜、制造事端到向历劫者敞开接纳的怀抱，在在显示出藏于习惯背后人为因素的唯一性及其不容回避的操控欲。
习惯可以经由人为操控的不确定性和它那繁复多样的结果，让懂得利用习惯之人活得游刃有余，不知习惯为何物的则沦为别人的玩物。纵使时势翻转，如同小说里的矮男人重新被幸运垂青，人们也不过在时间的沉淀里渐渐“悟到他坚持这种独身生活的缘故”，而不会去诘问曾经发生在他身上那一桩桩经历的合理性。这让反思成为结尾的留白。留白处，“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手”。属于个人印记的爱的习惯在那个世情的习惯面前弱小不堪，它只能引起人们的一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有一大块世上任何东西也填补不上的空间。这种感觉是作者留白的真义，它让无人懂得高女人和矮丈夫结合的缘由作为习惯主导下没有“正式答案”的悬案，见证了一段人间至情被“习惯性认识”戕害的悲情故事。
（全文完。作于202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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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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