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

        老房子在小镇街尾。对面是瓢井中学。附近还有旧时的粮管所和烤烟仓库。房子面积不大，土墙茅草房，估计六十平方米的样子。父亲说花了十块钱买的。

　　老房子立在马路边。出堂屋的门，一伸脚便是马路。并排四间，四家人，土墙壁共用，隔壁熊家，依次姚家、文家。文家旧房子早年易主；熊家最近几年盖了新楼，卖给他人；姚家男主人在外地工作，在我们幼年时携眷迁离。如今姚家两边墙壁各剩一段发黑的木头夹着木板，经历了无数风霜雨雪，被岁月侵蚀得摇摇欲坠，但因地基归属有争议，几根黑黝黝的木头柱子仍在那儿记录着岁月。翠绿的杂草和牵牛花的藤蔓给残垣断壁带来些许生命的气息，两三朵深紫色的牵牛花开在清晨的雾气中。从姚家两边仅剩下来的残墙，依稀可见我家老屋以至整个南街旧房子的影子。

　　老房顶上盖的是茅草，长年累月的日晒雨淋，加上老鼠尖牙利齿，使得屋顶漏雨。天上下大雨，家里接水的盆子便响起叮叮当当的滴水声。后来把茅草翻盖过一次，情况好了很多。屋后面土坎上是另一姚姓人家的土地，老房子屋檐下延伸至土坎搭成一个棚子成三角形，顶端是厕所，底端稍宽，养过猪，养过牛养过马，寸土寸金，物尽其用。

　　老房子只有一间堂屋和一间卧室。堂屋里一只泥巴煤炉子，一个碗柜——印象中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吃饭就是两三条长板凳围在煤火边，简陋的家具明摆着生活的心酸和清贫。堂屋有推苞谷面的大石磨和推豆浆的小石磨，一口大灶上放着一个烧豆浆的大铁锅。那时，母亲会在生产队出工之前的凌晨四五点钟，或者收工后的午夜时分，用小石磨帮邻居磨豆浆做豆腐，就为了残留的豆渣可以喂猪。大磨是用来推我们每天做饭的苞谷面的，把金灿灿的苞谷按量放进磨眼，石磨的反复碾压让苞谷粉碎成面，再经过若干次筛子分离粗细，直到最后苞谷面基本上都过了筛眼，再换箩筛筛出最细的粉末，便是做饭的苞谷面了。我们从小眯着迷糊的眼睛，在沉重的石磨无休止的转动中渐渐长大，父母也在过滤豆浆的轮转中，和土灶的烟熏火燎中一天天变老。

　　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在老房子堂屋，母亲开过面馆，蒸过包子馒头，做过豆腐豆干，还蒸发糕、炸洋芋……狭小的方寸之间，她为一家人的生计大显身手，费尽心思，百般操劳。

　　里屋陈设很简单也很窄。一扇不大的比马路微高的窗户，因为离马路太近，玻璃上总是泥迹斑斑。屋里一张床，有一只沉重的木柜子、一张小桌子、一只煤火炉子。屋里很暗，母亲常在煤油灯下为我们做鞋子缝补衣服。木棍铺就的楼上，被隔成两间，我们三姊妹睡觉就在楼上，直接把棉絮铺在木条上，这是多年后梦境中常出现的情景。一些杂物也只能摆放在楼上，稍一走动，灰尘直往下掉。

　　每当旧年换新年之际，母亲会教我们用旧书旧本子或者旧报纸，抹上浆糊，贴在掉灰的土墙上，灰暗的空间突然就亮堂起来。一直以来，母亲都极力让很老很土的屋子变得温馨和温暖，身体力行教会我们怎样积极面对并着手解决生活的困顿。

　　时代发展，家门口的马路越填越高，老屋的地面显得越来越矮。二十来岁，高考失利，我为生活为梦想背井离乡。那时候几乎每年都回家，毕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也有风浪，家乡的土屋变得更让人牵挂。老屋虽小虽旧，却能遮阴避寒。

　　哥哥高中毕业后去了浙江打工，用寒冬的冰冷和酷夏的汗水，在老屋的基础上换来新房子的诞生，改善了一家人生活的环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也过上了那个年代他们口中常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衣食无忧的生活。老房子已不存在。遗憾的就是没有给老房子留下一张正儿八经的照片。但它留给我们的温暖和回忆，多年以后仍历历在目，那是我们的童年、我们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