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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生”也“为艺术”  ——评晋剧《于成龙》

为人生”也“为艺术”  ——评晋剧《于成龙》

作者: 冰柳 | 来源:发表于2017-03-01 00:46 被阅读35次
    为人生”也“为艺术”  ——评晋剧《于成龙》

    十八大以来,随着政治上反腐环境的严峻,各地戏曲院团紧跟中央思想创排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创剧目,然而这些剧目大多只是政治上的应景之作,“主义”先行,在舞台上往往露骨的表达反腐倡廉的必要性,甚至将中央文件中的内容或写入唱词或用人物道白表现出来,失之于教条,但却无法给人以精神上的震撼和情感上的感动,于艺术层面而言无疑是失败的,所以这样的剧目大多数往往仅仅演出一轮便被束之高阁,几乎没有市场上的生命力。对于拿着国家经费的戏曲院团来说,创排这样的短命政治命题的“反腐倡廉”的作品何尝不是花着纳税人金钱的艺术“腐败”。

    山西作为“塌方腐败”的重灾区,这种“反腐倡廉”的戏剧的政治要求就更为急迫,希望能借戏剧的力量重塑新的形象,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创排,由“三晋第一女须生”谢涛主演的《于成龙》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诞生的,但可喜的是,这部还未出生就被套上枷锁的戏,完美的平衡了“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天平,既有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与发人深省的思想高度,又在舞台呈现上保全了其独立的艺术品格。

    《于成龙》能达到上述的效果在于他没有将戏曲直接当作政治思想或潮流的宣传工具,这并不意味着其没有对现实人生的观照,好的艺术作品必然在作品中反映着所存在时代的与现实相关的社会内容,但是选择用戏剧化的方式,在不溢出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前提下,艺术化的将剧作家所思考与观照的社会现实通过笔下人物的戏剧行动自然而不动声色的传达出去,在保证艺术品格的前提下达到“为人生”的教化作用。

    于成龙一生官声显赫,而剧作者却另辟蹊径,从其在黄州被罢官归乡开始写起,在其轻舟慢歌,憧憬归隐生活时,来了湖广巡抚张朝珍。因吴三桂作乱,散发伪扎而地方官吏借机渔利敲诈百姓,使黄州百姓揭竿而起,啸聚山林,朝廷派大兵围剿,而聚义首领竟是于成龙府上当过差的义士刘君孚,张朝珍前来是劝说于成龙去安抚百姓归顺朝廷。于成龙留下来了,这招安与劝降也取得了成功,这成功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平息的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动荡”,更在于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戏剧冲突主要是围绕“劝降”而展开的,而背后最紧张的矛盾在于上善大将军执意用军队围剿叛乱而于成龙的却相信这场浩劫可以通过整饬吏治,对百姓的劝说等手段避免。于成龙的清廉官声在这里只是促成劝降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已。

    为人生”也“为艺术”  ——评晋剧《于成龙》

    之所以选取于成龙一生中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进行戏剧性的阐发,编剧的目的大体在于阐明一个较于单纯要求官吏清廉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治国理念——只有执政者的风清气正,公正廉明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与信任,从而维护与保障社会与政权的稳定。

    本剧的主要矛盾焦点在于面对黄州百姓聚众起义的群体性事件,尚善与于成龙两种不同解决态度的交锋,这一镇压一疏导的政策其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在于成龙看来,善良而勤劳的民众之所以以荷锄稼穑的双手提起刀枪对抗官府,根本在于“官逼民反”,是长期以来官府对于人民的压迫、苛捐杂税所造成的官民之间的难以逾越的隔阂与不信任,所以才导致了农民最终的爆发式反抗,而吴三桂的策反与裹挟不过是这场“反叛”的导火线,积压的民怨总会或迟或早的寻找爆发的机遇。而于成龙最终的“劝降”的成功在于他有一颗“哀民生之多艰”的精诚之心,有哀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护民之义,这使他清醒的认识到了激起民变的根本原因不在民生而在吏治,他依靠着为官期间爱民护民所积累的官声与威望以及百姓的信任与爱戴,从严惩蠧吏入手是找到了根本的原因与办法,但严惩一个蠹吏显然治标不治本,但这为其最终晓情动理的劝降赢得了时间。创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民情宜疏不宜堵,短期的肃贪反腐只是治标之策,执政者的诚信与官员的恪守本心,爱民护民才是维持长治久安的治本之药。

    为人生”也“为艺术”  ——评晋剧《于成龙》

    从剧作结构上讲,《于》可谓做到了中西融合而统一于中华戏曲审美精神之中的典范之作,是戏曲现代性的表现。其并非传统戏曲的线性铺排,枝叶蔓延,而采用现代剧作中的块状推进结构,故事紧凑富有节奏性,但在具体场次与段落之中又顾及到戏曲重视抒情表意的审美特征,最明显的莫过于其最后一场之中。刘君孚逾期未归,立过军令状的于成龙将被斩首,在这戏剧冲突最为紧张引人的时刻,加入大段的抒情唱段在西方剧作中是匪夷所思的情况。

    而《于成龙》在这里宕开一笔,却令整部戏显得摇曳生姿,并且将于成龙的内心情绪与理念通过与不同人的交流剖析明了,提升了整部剧的思想价值,也将于成龙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多面性展示于观者眼前,令人击节而叹,正是编剧的高妙之处。

    在舞美方面,戏曲舞美的简洁性与大制作一直是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多少年来争论不休,而于成龙的舞美在我看来既不失现代性又保持了舞台的相对简洁,有利于演员的充分发挥。

    其采用几道可升降的条屏上画白描水墨山水作为主要的背景出现,不仅在风格上同戏曲的写意效果同一更有助于表现人物品质的高洁,在具体的场次中,中间的条屏徐徐上升露出其后的第二道布景或道具,或流水潺潺,或车马灯饰,均为写意性的表述,也对戏剧情境发生的地点或时间起到了必要的舞台提示与说明。滑轨的应用使舞台处于灵动的运动之中,石可轻移,竹随风动,灯光随着时间和主人公的情绪随时变化,使整个舞台犹如一首跳动的诗篇,引人入胜,但丝毫不影响演员始终处于主体地位。

    作为一部新编历史剧,《于成龙》自然也有其尚待打磨之处。首先作为一部地方戏曲,有着相对固定的区域观众群体,为了迎合观众的情感需求,在剧种于成龙有一段“吕梁山,黄河水……”的抒情念白,感情益处了戏剧情境之外,月下抒怀时也处于同样需求将山西本土先贤如傅山,司马迁,柳宗元等较为生硬的揉入其中,更是在这个过程中将虽同时代但晚生于于成龙的陈廷敬加以赞扬,那时的陈廷敬远未达到如远古圣贤一般值得于成龙赞颂的地步,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如果能跳出地域性的思维与视角,这部戏将更加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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