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田家祖祖辈辈是北京人，祖上曾在朝廷里做事。到了爷爷田福海这一辈，家道中落，穷困潦倒。父亲田茂生于1907年，故于1982年，享年75岁。母亲刘玉君，生于1908年，故于1961年，享年53岁。
听奶奶说，爷爷靠给大户人家赶大车养家糊口，平时住在东家那里。赶上回家还常常抱回一大包东家待拆洗的被褥和针线活，一家人都跟着忙活。爷爷赶车，早出晚归，日夜辛苦，最终积劳成疾，很早就去世了。爷爷去世后，奶奶带着五个孩子，最小的叔叔只有三岁。我父亲是家中老大，为了养家糊口，15岁就考进了北平电信局，当了一名接线员。三个未成年的姑姑小小年纪就到外国人开的沙发厂打工，为沙发垫抽丝、扎丝、做装饰花，赚取微薄的工资，眼睛都累出了毛病。三姑太小，实在做不了这么精细的活儿，就去讨饭。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亲把大姑和二姑分別介绍给了同班的同事喻家和金家当了童养媳。三姑与人搭伴一边乞讨一边做童工，最后流落到陕西咸阳安家落户，在那里留下了子孙后代。
父亲28岁娶妻生子，母亲出身城市平民，写的一手蝇头小楷，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一进田家门就帮助父亲精心照顾一家老小。除了操心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每天早晨还要给婆婆请安、梳头、端洗脸水、漱口水，照顾弟弟胜似亲生。
当时满清政府早已被推翻，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权力分散，军阀混战频发，通货膨胀，银票一天三次贬值，买不到足够的粮食，只能用混合面充饥。母亲生下第一个儿子，因为没有奶水，竟活活饿死了，第二个儿子又饿死了，第三个儿子就是我后来唯一的哥哥，还是用混合面喂养。饿得奄奄一息的危急时刻，奶奶请来了大法师，为哥哥念咒招魂，起了名字叫＂来福”，并支招“孩等娘，活的长”，让哥哥把尚未过门的婶子俞长华叫妈妈，管叔叔叫爸爸，管父亲叫大爷，管母亲叫大妈，这一叫就叫了一辈子。大姑父喻乃奇听了这一套说法暴怒了，坚决反对这一套封建迷信，他不知从哪凑了六块大洋为哥哥订上了牛奶，救活了哥哥。我上边的一个姐姐因为贫病交加，只活到了四岁。母亲41岁那年生下我时，家里稍微有了一点积蓄。
我两岁的时候，迎来了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
解放初期抗美援朝，父亲变卖了家具，又凑上了家里的积蓄，将十块大洋捐献给了国家，支援抗美援朝。
后来，国家开始三反五反肃清运动。父亲因为在电话局做过话务局的班长，班长有监听的权利，因此被列入了军统和中统的花名单。国民党逃亡台湾之前，疯狂扩大反革命阵营，强制要求填表加入国民党，不填表就要扣工资，所以父亲又成为了国民党员。
肃清运动中，经过组织的多方调查，父亲除了在册之外，没有具体的罪行，不够判刑的资格，所以就只给了行政管制处罚，革职停薪，发配到河北保定施行劳动监督改造。
父亲被劳动改造后，全家顿时没有了经济来源。母亲把租住多年的位于西华厅的房子退回了房东，二姑家为我们腾出了一间10几平方米的储存间，二姨托人为母亲找了一个住家保姆的工作。当时刚满七岁的我也被母亲托付到了二姨家。哥哥虽然成绩优秀，但因为交不起升高中的学费，考入了免费的北京化工学校，17岁一毕业就积极响应号召到新疆支边去了，一家人从此四分五裂，难有团圆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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