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公①问：“君使②臣，臣事君，如之何③？”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①定公：鲁国国君，姓姬名宋，定是谥号。公元前509～前495年在位。 定公之前是昭公，昭公时三桓开始把持国政，定公听闻孔子的主张，便召见孔子，与之共商政策，以攘外忧，平内患。在孔子的撮合下，于公元前500年齐鲁进行了“夹谷之会”。之后定公更加信任孔子，任命其为大司寇，后因在削弱三桓的斗争中失利，孔子离开鲁国，定公最终也郁郁而终。
总体看，定公慧眼识孔子，使得孔子的才能得到短暂的绽放。但春秋时代，仅仅靠礼，是不能取得斗争胜利的。儒学的主张，非到国泰民安不能放彩。
②使：从人从吏，上命下从之意。
③如之何：怎么样？这句话其实是“君如何使臣，臣如何事君”的省略法。
鲁定公问孔子：“君主要怎么样命令臣下，臣子要怎么样事奉君主呢？”孔子回答说：“君主应该按照礼仪要求命令臣子，臣子应该用忠诚来事奉君主。”
从这里可以看出，笔者对于3.18的分析是正确的，可见竭尽全力以礼“事君”的人不是孔子，孔子认为“事君”应该是尽忠，而君“使臣”应该是尽礼。
人的普世观不同，是因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同样是读四书五经的人，有人就是死书呆，有人就是精细鬼，套用一句俗话，同样是生活在屋檐下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为啥就这么差呢？所以每个人对“忠”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绝对的忠。
在清朝前，岳飞作为“精忠”的典范，被历代皇帝、民间捧成了神，首先是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需要：同样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可一直对后周“忠”？如果宣扬开国皇帝，那岂不是要岳飞造反，历代皇帝能坐稳龙椅？
因此，这种宣传的目的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不管皇帝如何对臣子，臣子只有精忠报国。除了岳飞，还有文天祥，文天祥为了民族气节也好，为了个人名声也好，写下了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后面列举了一大堆人。
绝对的忠，是一臣不事二主的忠、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
这样的忠，在明朝体现的最为明显，特别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明代朝堂上的很多礼部的官，只为博得一个“忠”的美名、名留青史，差不多都是死谏，也不顾国家社会大局，只为自己“忠”而青史留名这点小“利”，还美其名曰“遵祖制”，发展到这种不顾天下大局的忠，也是儒教的书读死了。
还有一种是相对的忠。
君对臣以礼，臣才对君忠。君不对臣以礼，那么这君也就不值得臣忠。这样的人是符合动物基本属性的，同时为了找到理论依据，就喊出来“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口号。
历代统治者不会宣传这样的忠，但历代都有这样的人。以批判家的眼光看，相对忠的这种人，如果君王真的昏庸，且换一次就赢得生前身后名的，那也就罢了，魏征就是这样的人；但如果总是换主人，那就是典型的“多姓家奴”，这种就不再是“忠”了，吕布就是这样的人。
相对的忠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状态，好死不如赖活着，只有活着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管仲和召忽就是两种不同的忠。二人先事公子纠，后被鲍叔牙以计相擒，后献给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召忽自杀，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与召忽，谁能分辨哪个忠？
总体来说，忠就是自我内心价值观的体现，如何选择也一时犯难，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两种忠心也可能会转变。如果人生总是选择题，那确实挺纠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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