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道教简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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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道教简史（一） 日本神道教简史（一）

  ​在《日本书纪》里，关于日本上古神话的传说是这样描绘的：在宇宙刚形成的时候，世界就像是一个混沌的鸡蛋，后来逐渐分离成两种物质，轻的物质上浮，变成了最早的天空；重的物质下坠，变成了大地。由于轻的物质比重的物质更好聚集成形，因此世界发生的顺序就是先有了天，然后才有了地。

  日本关于天与地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的《周易》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考虑到日本六国史的成书时间恰好在奈良时代的前期，这个时期的日本刚刚经历过大化改新，白江口战役，任申之乱。中原的大唐帝国正是日本学习的对象，因此，采用汉语书写的日本正史里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阴阳朴素辩证法思想。

  天地形成之后，长出了一棵像芦苇芽子的灵草，过了很多年，这棵灵草孕育出生命体，化成了三个人形，他们是日本最早的天神，分别是国常立尊，国狭槌尊和丰斟渟尊。《日本书纪》对此详尽列举了六种笔录，但所说也都基本相同。

  这三位天神相继又孕育出四代神世，每一代神世都是固定的男女天神一对，共计有七代世十一位天神。其中第七代世的两位天神叫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他们有一天到一个名叫天浮桥的天界去巡视，发现大地上依然是灰蒙蒙的一片。这两位天神拿起天之琼矛开始在大地上搅动，形成一个小岛，天神将这个小岛取名为“磤驭虑嶋”。

  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飘落到这个岛上，男天神伊奘诺尊开始围着岛往左绕，女天神伊奘冉尊往右绕。最后两人相遇，女天神抢先一步说：“看呀！我今天遇到了一个美少男。”男天神一听就不乐意了，呵斥女天神：“我是阳男，因当在先说话，你一个阴柔为什么要先说？这太不吉利了，再反过来绕一次。”

  天神又绕一次，再次相遇。这次伊奘诺尊先开口：“看呀！我今天遇到了一个美少女。”

随后又询问女天神：“你身上有什么？”

伊奘冉尊回答：“我身上有雌元之处。”

伊奘诺尊又说：“我身上也有雄元之处，我想用我的元处和你的元处融为一体。”

女天神答应了男天神，随后他们在这个小岛上结成了夫妇。这对天神夫妇一共生出八个后代，他们分别是淡路洲（日本淡路岛），丰秋津洲（日本本州岛），伊豫二洲（日本四国岛），筑紫洲（日本九州岛），亿岐佐度洲（日本佐度岛），越洲，大洲，吉备子洲。

这八个岛屿就是日本，史称八大岛国。伊奘冉尊有一天看着她的这些岛国儿子发呆，见伊奘诺尊回来，便向夫君诉说：“我已经生出了八个岛屿还有山川河流，为什么不再生一个管理他们的君王呢？”

此后，天神的第九个子嗣诞生，她在日本史书中被写成大日孁（ling）尊，也就是日本人共同信仰的太阳神，神道教供奉的主神以及天皇家的先祖——天照大神（天照大日孁尊）。

​（1）大御神的三神器，神格道统​

​日本的原始农业大概产生于公元前300年，农业的种植对自然阳光有着天然的依赖性，而对太阳神的原始崇拜大多由此产生。但在日本史书里被明文记载的神武天皇却是在大约公元前660年诞生，这一年也被作为日本皇历纪年法的初始年。事实上在更早的时期，在日本还没有形成统治权威的时候，九州岛西南地区的氏族部落或许已经存在着一些零星的神灵祭祀。

《日本书纪》记录神武天皇是鸕鶿草葺不合尊的第四个儿子，在此之前，天照大神曾以委派自己的儿子琼琼杵尊到苇原中国教化当地的凡人，临行之前，他得到了来自母亲的三件物品：天丛云剑，八尺镜，八尺琼勾玉。去到人间后以此为信物，告诫凡人他自己是天神的身份。之后，琼琼杵尊在苇原中国迎娶了海神之女，神女在海的边界又造了一栋房子，鸕鶿草葺不合尊就是海神女在那座房子里生下的。

日本正史对神代的记录大体上就截止在这个时间段，从神武天皇跨海东征开始算起，一直到崇神天皇年代，前后共经历500年的时间。大和朝廷才勉强完成了对日本南部的统一，大和的领土以九州岛为界，向本州岛扩展，覆盖大概在筑紫，奈良，大阪，福冈这一片区域。其中有一段历史特别需要注意，就是象征神皇道的大和族在统一中和出云族的关系。

出云族所在的地方，大致位于今天日本的神户，大阪，和歌山这一带。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点，虽然在日本官方修订的历史书里，并没有太多记载大和族与出云族的关系。但是从一些当地民间，或者其它的零散记录里能了解到。大和在建立的过程中并不是光靠耍嘴皮子，统一是对本州岛上各氏族部落的武力讨伐，那么，在这其中很有可能大和族对出云族发起过一次决定性的灭族之战。

出云族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日本神话里，出云族的祖先就是天照大神的弟弟素戋鸣尊。这样一来，火琼琼杵尊手里的神器就很值得推敲。《日本书纪》记载天丛云剑是斩杀八岐大蛇后，素戋鸣尊因为悔过自己以前的所做所为才将神剑上贡给高天原的姐姐。一个天生暴怒，狂躁并且还易于叛逆的天神，为什么在得到这把剑后就突然变得虔诚起来？在史书里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但天丛云剑日后却成为了神道教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成了皇权的代表物。

如果说天丛云剑并没有交给天照大神，而是一直被出云族当做圣物祭祀天神的话，那么这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大和族征服了出云族后，天丛云剑被大和收走。事实上出云族曾经是本州岛上最善于耕种和运用铁器的氏族，在日本出云的神话中，这个氏族得到了一位主神的眷顾，主神教会他们织布养蚕，水稻耕作。结合出云所在的地理位置，这些技术或许就是从朝鲜半岛传递过来的。

因此，《日本书纪》里那种见神器而献疆域的事情还是很值得怀疑的。除此之外，《大日本史》在记录崇神天皇的部分有这样一段话：六年己丑，百姓流离，或有背叛。天皇忧惕，请罪神祗。先是，祭天照大神，倭国大国魂神于殿内；至此，畏其渎神，使皇女丰锹入姬，迁神镜灵剑于倭笠缝邑；而祭天照大神，别摸镜剑，奉安殿内，以为护身御玺。又命皇女渟名城入姬，祭大国魂神。

天照大神自然就是天皇家的祖神，大国魂神就是出云族的那位主神。依据这段记载，好像在以前这两尊神都是被供奉在皇宫里。天皇家既是人的统治者，也是神的大祭司。崇神天皇在位的第六年，这两尊神才被请出皇宫，原因竟然是两尊神放在一起会亵渎神灵。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和与出云曾经确实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历史界对崇神天皇的定义非常高，原因大概是这位天皇将神权从政治枢纽中剥离开来，国内的历史学家或许出于某些政治方面的考虑，为了弱化日本固有的皇国史观，以严谨的考古成果为基础，宣称日本第一代天皇应该是从崇神开始算起，原因无外乎两个，其一，他距离可证实的日本史部分很近，其二，神武天皇的“始驭天下之天皇”称号和崇神天皇的“御肇国天皇”称号两者在日语读音上颇为类似。

从这个时代开始，天皇家与天神体系开始分离，天神依然作为民间崇拜的对象而受世代人的供奉。这为神道教日后的成形奠定了牢固的民间基础，至于那尊被请出皇宫的出云主神，天皇皇女则把它供奉在出云族的发源地（今日本根岛县），日后神道教也修建起出云大社来供奉这尊神灵。

​（2）从村落走向山林的神社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句话出自世界上最早记录日本的历史文献——《汉书.地理志》，从汉代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官方正史中记录倭人都听命他们的“王”，所谓的“倭王”根据最近日本历史学家的论证，“王”只不过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对统领国家君主的泛称。实际上当时的日本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

因为根据日本考古学的发现，这些被葬于北九州的王墓实际上并不存在单独下葬的特权，他们死后和其它人一样被埋葬在公共墓地里。所以，作为政治统治者出现在中国史书里的“王”。应该就是当时氏族村落里的长老，也有可能是掌管祭祀的巫师。

倭王的统治权威应该来源于在西日本各地出土的铜镜，以及大件的，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产生于公元五世纪之前，也就是日本大量出现铁器耕种的时代。铁器的产生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时间段由于灌溉技术得到实现，因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集中开耕土地。日本列岛的土著民开始慢慢聚集起来，成为了最早的村落。由于劳动力的集中和生产力的提高，生活资料也在慢慢积累，以此为基础，日本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人们无法改变自然天灾，知识的匮乏形成了对自然界表象的盲目崇拜。因此，作为种植农业最必不可少的阳光和水源，成为了祭祀的主要神灵。在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作为太阳神，也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现存文献当中，日本古代巫术亦有“春祭”和“秋祭”，这两个季节都是重要的农业活动季节。所以，巫术的发展最早是为日本农业服务的。

而巫术的载体，村落中的巫师每年都要按照特有的程序进行耕种祭祀仪式，村落的重要角色巫师的权利开始向生活中各个领域渗透，以巫师来管理村落的日常活动似乎也合情合理，毕竟，这也应正了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辩证唯物史观。

以此相对应的中国文献是三分天下中的曹魏史书。《魏志.东夷传》的记载，倭人中有一邪马台国，此国尊一个叫“卑弥呼”的女子为王，女王“事鬼道能惑众”。

以此推论，日本的神灵祭祀应该是始于氏族部落的时候，而巫师们因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在选择祭祀地点的时候也大多是在树林，或者人烟稀少的地方。

作为现代日本的祭典场所神社，它也是属于这种祭祀的进阶。“神社”一词最早出现在《万叶集》中，日语训读里，它的早期发音和“森”极为类似（MOLI）。而出云大社也是靠近在森林植被覆盖较广的山川河流之间，祭祀出云族主神的神社也可以说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它建成的年代大概是在齐明天皇年间。

神社的选址与巫术的祭祀场所比较接近——都处于自然界的密林山水，所以日本早期的神社地址大多是那些频繁举行巫术活动的地方，这些地方到处都是自然界的原始面貌，这种环境催生出了神道教最基本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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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陀的垂莲，萨满孕育出的八百万神

三宝之奴​

​至今为止，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依然没有明确结论，但它应该是在飞鸟时代的中后期由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僧侣带过来的。佛教第一次在日本兴盛的时期大约是公元600年左右，以圣德太子摄政期间，佛教在大和的繁荣达到了鼎峰。

作为古天竺向东衍生出来的宗教，它的涵盖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东亚地区，从喜马拉雅山脉下的天河到蒙古的戈壁滩上；中原两河流域以及横跨长白山天池，雨林下的中南半岛，最终来到了危险而又贫瘠的东亚列岛上。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它往往表现的时强时弱。当盛传地的文化对被传播地的文化处于劣势的时候，佛教就变得包容，慈爱。而当盛传地的文化处于优势的时候，佛教又会迫不及待的把它的教义覆盖在任何领域，以至于在人们回首的时候，猛然发现这些原本属于尚未开化的文明，突然就变得进步了起来，但这种进步又暴露出佛教顽固的缺点——让多数人丧失了奋斗激情，变得逆来顺受。

北传佛教进入中原的过程并不太顺利，它涉足泱泱华夏的时候，正是汉民族文化的强势期。这个时期大汉王朝已经完成了对国家内部的统一，生长于草原的匈奴也被汉军骠骑驱逐出亚洲大陆，同样的，承传自春秋以来的神鬼之说，黄老之学也在互相交融，形成以“道”为核心的汉民族宗教。

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佛教开始蛰伏起来。依附在汉民族这棵大树上积极的吸取养分，当道教猛然发现这位不速之客时，汉土之上，皆是沙弥。佛教兴盛的时候，又保留着迦毗罗卫国那种隐性的奴隶制度——寺院霸占了本属于劳动人民的田地，并且把他们像奴隶一样驱赶到那里耕种，并被冠以“良人”的称呼。

这样破坏封建经济的做法久而久之自然会引起中国皇帝们的愤恨，在信仰上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道教所著的《老子化胡经》既是对佛教的反击，也是对佛教的污蔑。面对皇帝的权威，天尊们信徒的排斥，佛教徒往往都有些束手无策，甚至于被当成羔羊一样的宰割。

这种情况在文化昌盛的中国屡见不鲜，但在日本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传入日本的大乘佛教，它是继承了汉民族文化烙印和智慧结晶。因此对于大和朝廷来说，它无疑是先进思想的代表（哪怕只是个徒有虚壳的代表）。《大日本史.皇子列传》记录着这样一件事情，用明天皇即位的第二年，天皇患上了一种难以治愈的皮肤病，病发的时候全身长满红疹，疼痒无比。皇太子丰聪耳圣德急得团团转，听说渡来的三宝（释迦摩尼，佛法，僧侣）有治愈这种病痛的方法。圣德太子想请佛教徒来治疗父皇的病症，然而这事关乎天照大神的神性，所以太子召集了朝廷的豪族商议。

侍奉天神的豪族代表首先就不同意太子的做法，神官们的意见也是大和朝廷绝大多数大臣的意见，正在圣德太子犯难的时候，苏我马子站出来支持太子。此后，一个佛教法师进入了皇宫。

神祗官和大臣们听闻此讯，大有一股退隐的趋势。圣德太子扶在柱子上哭着向苏我马子倾诉，“佛教的道理实在是太深奥了，普通人根本不能理解，现在大臣们都要回家种田去了，还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这里圣德太子所说的佛教道理，很大一部分自然是中原地区的行政制度和文化艺术。然而苏我马子却不在乎这些，他不过是想借外来宗教的势力打击那些神臣，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

推古帝年间，天皇一句“朕女人也，性不解物。宜天下之政，皆付太子。”就把权利下放给圣德太子，这个时候的日本，排佛的豪族都被苏我马子赶尽杀绝。没有了后顾之忧，太子开始颁布新政，诏令全国笃敬三宝，佛法为万国之极宗。

从此以后，日本在长达80余年的时间内大力兴建佛堂寺院，本土的宗教势力被强势的佛陀打压。古寺成为了日本人在那个时代的精神寄托，信徒信仰的多样化导致已经被边缘化的巫教随时有覆灭的危险。佛教徒俨然以一种中华文化的正统传播者自居，无论是仪式，还是思想内涵上，信奉天照大神的巫教都处于劣势。

就在巫师们苦于无奈而坐等毁灭的时候，大唐帝国的军队逐渐开始向日本接近了……

涅槃重生的本土万神

在今天，日本佛教已经和中国佛教大不相同。一些日本史学家研究日本佛教时得出的定义是：佛教作为与神道教并没有本质差异的巫术仪式被日本人接受了下来。（《日本文化史》）所谓的日本佛教，减少了对来生的轮回之说，基本上大部分日本人是把它看做是消灾解难的工具。

那么，佛教在传入日本的前期究竟是不是这样？恐怕日本史学界自己都不能百分百打包票保证这种说法，毕竟日本关于哲学的起源是起始于圣德太子。而圣德太子是佛教修行的集大成者，他一生抄录了大量的佛学经书，并且斥现存的世界为“虚假”。在日本历史上，藤原家族也有多次利用佛教的种种教义来逼迫天皇退位甚至出家，从这个方面看，好像佛教在日本传播的过程出现了曲解教义的成分。

如果我们翻开日本历史就能发现，公元663年是关键的一年。唐军的艨艟巨舰在这一年撞破了日本王朝的舢板，同时也撞破了大和与百济的藩属关系，仅在第二年大和朝廷就做出积极的政治反映：派出使者修补中日之间因战争而造成的外交裂缝。

日本的佛教也是在这个时间发生转变的，日本的危机感开始在全国蔓延——大唐帝国的天子会不会因为白江口战役迁怒日本？精锐的唐军一旦在本州岛登陆那么日本的王朝军队究竟能否抵御帝国大军？答案显而易见，就连军事强国高句丽都被唐军打的连灰都没剩下，大和又有什么理由来战胜“天军”。

作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思想核心佛教，它开始迎合权贵豪族们的政策。佛陀已经不再是救苦轮回的神，它被赋予了另外的使命，保护日本国土，镇守天皇家的神性。这个思想在日本持续了很长时间，以平安时代的法住寺为例，它是摄关家藤原为光主持修建的，寺庙供奉的不动明王佛陀其本意就有守护的意思。平安京修建寺院的意义就在于这些佛陀能够镇守国家，为万世一系的天皇一脉带来安全感。

这种转变也同时给神道教带来了契机，在佛教昌盛的年代，佛陀并没有从根本动摇日本人精神上的信仰。天照大神的地位，天皇家的神性在最关键的时刻并没有被佛陀所取代。紧接着，日本从唐朝带回了更多的经书典籍，中华文化在日本进一步传播。

汉民族宗教的外在理论得以成为神道教阐述教义的原因，离不开在日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藤原家族。这个家族以修习汉唐文化为荣，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日本从愚昧过渡到文明。而藤原不比等以及藤原四家（京，南，式，北）通过藤原光明子入嫁天皇家的形式，在政治上这个家族开始崭露头角。

孝谦天皇为藤原光明子的生子，他继承了天皇的皇位。摄于母家的政治主张，孝谦天皇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更多以皇汉神学为铺垫基础。《续日本记》有过这样一段记录：天文生者，《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薄赞》，《韩杨要集》。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五行大义》……

神道教在此之前之所以没能竞争过佛教，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日本本土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的落后，特别是日本巫术祭祀的简陋，不足以胜过具有一整套完整体系的佛教。唐学的进入无疑为神道教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个大门里包含了阴阳五行，八卦遁甲，老庄道学。

同样源自于大唐，道教的形成过程与日本神道有太多的形似之处。都是以巫术和自然崇拜为源头，只不过道教形成的时候柔和了更多的思想，远远比神道复杂。嫁接中国神学来诠释神道的教义，并且以此来丰富自己的宗教科仪是一条不失为捷径的路线。日本巫教从此开始褪去巫的部分，神的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和传承。结合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日本三大原始神，与道教中所强调的“大道一炁化三清”（原始，灵宝，道德三天尊）具有不谋而合之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教并不等同于日本神道教，甚至可以说道教与神道教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道教注重修身，认为人才是万物之中最为高贵的生灵，通过系统化的修炼，人成为了神是必然的。神道教恰恰相反，认为人不过是生灵中的一员，任何物质都带有自身的神性，因此世界上的所有生命体或非生命体都是神的具象化，这些具象化后的事物在凡间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就成了神，人成为神只是偶然的，因此，神道教是不注重个人的自身修行，只是对神具有一颗纯洁的崇拜之心。

这就是萨满巫术在神道教里最完整保存的部分，所谓的中国神学，在日本只不过是神道教用来发扬自身神话体系的工具。工具是不能够代替使用工具的人，没有了日本巫术作为核心的支撑，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日本神道教。

巫术来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这也就奠定了神道教的基本宗旨。万物来源于自然，万物就是万神，有神的地方就需要神道教信徒们的虔诚供奉，以达到敬畏自然神灵，不触怒自然神力对人间的惩罚。而供奉的最高准则就是形成常态化，周期性的祭祀，所以神社也开始重要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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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谶纬神道

日本京都至今还保存着日本最为庞大的神社祭祀活动，每年五月份的贺茂祭成为了南日本吸引游客前往京都旅游的重要标杆。上贺茂神社的位置在贺茂川的上游部分，贺茂川呈南北走向，中古时期，日本都城平安京的东侧紧靠着贺茂川，平安京的大内里北部是天满宫，上贺茂神社的位置就在天满宫和北山之间。

上贺茂神社在平安时代就成为整个国家的护国神社，其神社举行的祭祀规模之大，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只要到了贺茂祭的时期，皇族和公卿都要在神官的引导下参加祭祀活动。《源氏物语》里记载每年二月份的时候，大内里都会先举行以歌舞为主题的贺茂临时祭。而在《枕草子》中，亦有清少纳言在贺茂祭路途上所见所闻的记录。

这个时期的神道教已经开始从上而下的影响着日本，神道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受万神的思想，神社的类别也开始多样化。除了祭祀天神的神社，也出现祭祀氏族的神社。例如就在上贺茂神社西南方的下鸭神社，它供奉的主神既不是大和系也不是出云系，而是贺茂氏的先祖，贺茂一家在平安时代也是有名的阴阳师氏族。

同样的阴阳师氏族安倍家也有晴明神社，这个神社的位置在平安京朱雀大路的东侧，靠近皇宫的一条大路，它的周围被一条院，鹰司殿，京极殿包围着。晴明神社算是比较特别的神社，它并没有遵循神道的教义，将神社修在深山老林里，而是坐落在繁华的平安京，这里以前就是安倍晴明的住宅。

这种看似违背教义的神社选址其实恰恰反映了神道教里众生万神的理论，只要这个人或者是物体之类的，在平凡的年代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就能成为神并且受到世代人供奉。

神道教的供奉对象是不分善恶的，也可以说日本人在继承本土巫术后神道对太极阴阳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善与恶不过是世俗人基于自身给出的评判标准，就像阴阳一样，世界上有象征着光明的神，那为什么不承认也有象征着黑暗的神？

从这个基本点上出发看待问题，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日本史书里被痛批的平将门也最终成为了神，并且还成为了天皇家的守护神灵中的一员。因为他符合上述条件之一，在平凡的年代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平将门是日本有史以来，甚至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皇族却想要成为天皇的叛将，他发动战争的动机也很简单，从陆奥国一直往南推，最终打进平安宫，登基成新的天皇。供奉平将门的神田神社就在今天日本东京皇居附近，与明治大学博物馆隔河相望。

平安时代是神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上古诸神的梳理贯通皆在这个时期完成。依据平安时代的各类神话史书记载，苇原中国有象征阴阳两仪的神祇，他们就是高皇产灵尊和神皇产灵尊。这两尊天神在不同的书籍叫法不同，但他们与天照大神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神本纪》所描绘的大多是天照大神对苇原中国的管理问题，比如高皇产灵尊就曾下令让三十二人作为神界的守卫者下凡供奉高天原的诸神。其中就有天儿屋命，他下凡后成为了侍奉神灵的神祇官，他的后代姓氏就是中臣氏，中臣氏奉天神诏命世代供奉神灵。大化改新后，从中臣氏里又分流出藤原氏，藤原氏在幕府时代化为五家，但追溯起来天儿屋命都是他们的先祖。

因此，摄关家始祖，中臣镰足的次子藤原不比等也修建起春日神社（今日本奈良公园）来供奉天儿屋命，此神成为了藤原家的守护神。除此之外还有天玉栉彦命，他下凡后同样作为神祇官中的一员，后代姓氏就是在日本史书中多次记载的间人氏。

基本上这些神的后裔们都成为了把握整个日本朝廷的主要人物，日本虽然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时代，但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奥妙。例如平安时代有名的摄关政治，藤原氏和天皇家的血亲来源都是神的后代，还有之前飞鸟，奈良时期的间人氏与天皇家的嫁娶，也都是如此。就算之后的幕府时代，武家源氏和平氏也是从天皇家分离出去的，后面战国时代的各类将军和武士也都和源平两家有承载关系，所谓的天皇一家，万世一系的根本就源自这里。

天皇家始终都保持着和神族后代通婚的状态，在日本历史上基本不存在天皇迎娶非神族后代的女子作为皇后。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天的日本绝大多数人都与天皇家有着隐性的联系，天皇在整个日本社会里起到了核心支柱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战结束后日本人就算是投降也要保留天皇制度，没有了天皇家，相当于日本社会关系的纽带就从中间断开了一样，动摇日本社会的基础，随之带来的后果是日本人自己都无法想象的。

因此即便美国投下了原子弹，日本也顽固的以全民玉碎为代价保护这种神性的根基。它就像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一样同样重要，整个中华民族的根基当然不是虚无缥缈的神，支撑这棵大树稳健发育，推陈出新的源头就是《周易》，易于不变而万变的道理是整个民族的共性，你如果强制把它从民族里去除，那所谓的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吗？

就算放在社会开放的今天，这种民族根基也依然有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例如2006年日本皇室悠仁亲王出生，那一天整个日本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象征男孩的鲤鱼锦旗（鲤鱼旗子一般只有在日本男孩节才会特意挂出来，寓意男孩健康成长）。

  神道教在这个阶段呈现出一尊多供的态势，尊天照大神为主，同时兼顾因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各种神灵。平安时代的稻荷神社就是因农业生产而备受人们尊崇的神社，稻荷神掌管全日本的粮食农业。在科学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每年粮食的增产或是减产都会直接影响到当地人吃饱或是饿死，稻荷神也成为了在日本民间号召力最强的神祇，在凡间，稻荷神具象化的东西是狐狸，狐狸也就成为了在日本最具有灵性的动物（另一种动物是狸猫），而被刻上稻荷神烙印的白色狐狸头面具，如今也成了日本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男孩或者是女孩都喜欢在庙会，夏日祭的时候戴上狐狸面具穿梭在摊贩街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