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至今想起来仍然让我激动：1990——1997年，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七年时间里，说不多也不少有那么一些值得述说的见闻，也是我初谙新闻采访时的心境写照和七年记者光阴的高度概括，其中也不乏酸甜苦辣的五味记者人生。
1990年夏，冷不丁在报端瞧见机关招聘干部的启示，旋即带着车间的油味去了某机关大院，报名已是最后半天。激动而又忐忑不安地走在业已稀疏的人群中的我，几乎不加思索地选择了机关宣传部门的新闻采访。凭着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半瓶子墨水，和强烈的求胜欲望与沉着坦然，毕竟在仰望墙头一纸命运的裁决时，没有成为众多的“镜中观花者”。从此，我便干起了长达数年的采访工作，成了各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的特约记者。
当我真地跻身于“无冕之王”那份神秘之中时，首先感受到的并非职业的责任给予的光荣，而是众目睽睽下的虚荣。在采访记者中，也许最显眼的是电视采访记者：当你扛着摄像机穿行于大庭广众，在某个庄严的会议厅自由地摄取不同角度的画面，在“长”字大人物周围抢镜头，随行于某个国家级检查团警车开道威风过市，或者手持采访话筒街头采访一起事件的目击证人……那种优越感足以让虚荣达到颠峰！
记者纪念照（摄于20世纪90年代）
然而这种虚荣“颠峰”很快被汗水浸跨了。一、二十斤重的摄录设备扛在肩头，昼夜不分，暑寒不顾地奔突，为抢时效几如工具地在稿纸和编辑器材中打转，一轮报道冲刺关头，三叉神经“暴动”，心脏鼓点般凑响“打击乐”。真想放弃，却又欲罢不能。
一次偶然事件，让我对采访本身由表入里跨进了一大步，我吃惊地感触到了新闻的轰动效应，以及采访记者个人价值的扬升。
记得若干年前，某乡一个不识字的村妇，错把除草剂当农药喷杀了一片麦田（价值100元），一时想不通逐喝农药身亡。采访时，当事人的两个女儿失声哭诉着事情的经过。我们发现，两个学龄儿童竟因无钱读书辍学在家！孩子的父亲还在砖窑苦熬，林盘中茅屋黑陋，灶冷床寒。新闻播出后引起社会很大反响，群众热心关注失学儿童，学校师生纷纷捐出钱物，电话打爆了电视台新闻部。时值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入检收阶段，当时某区政府分管此事的副区长打来电话兴师问罪，但又不得已要对这起“失学儿童事件”代表政府做出善后处理。政府随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对所辖区域失学儿童重新进行深入调查，并成立了“救助失学儿童基金会”，从而保证了每个学龄儿童都能入学。两姊妹和其他失学儿童重新走进了学校。我们与电视台一起，对事件全过程进行了追踪报道，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当时，那位区政府分管副区长还代表政府接受了新闻采访。一件坏事，变了好事。
自那以后，我与同伴一起，在各种新闻事件中寻觅着苦中的乐趣，用真情的参与与当事者同喜共悲。或与公安干警伏击罪犯于风雨之夜，或与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于破晓晨曦，忠实地记录着工人、农民、教师、干部、城市建设者以及自强不息的残疾人的感人故事，并与他们交上了好朋友。我常常痴迷地守候在电视机旁，望眼欲穿地等待我们精心刻划的那些感人形象出现在屏幕上，一俟没有播发，其失望与愧疚无以言表。
采访现场（摄于20世纪90年代）
渐渐地，我发现介入常人无缘参与的各种事件，体验丰富的生活，涉猎奇妙的境遇，是人生最愉快的事。从生到死，从小人物到大人物，从平凡事件到特殊事件，从物质到精神，一幅幅画面，一串串五味人生，在镜头上列成彩虹，在笔尖下淌成激流……
我常常庆幸与新闻结下的缘分。采访，这种频繁求新创新，变化无穷，充满活力、骚动与刺激的生活，或许就是我性格需求的一部分。从另一个角度讲，现代社会是一种“瞬态”社会，人们促使着社会急剧变化，也或快或慢地适应和体味着急剧变化的社会。“我”与工作对象，是“迅速成立”而又“迅速消失”的关系，在这种需要“最高适应水准”的人际交往中，用心智去捕捉心态，以直觉去发掘本质，凭情感去定位笔触，然后不断地进行“游牧”式的“迁徙”。这便是我与采访的情和缘。
工作特写（摄于20世纪90年代）
然而，缘——这种东西，与人生或许仅是萍水相逢。当我习惯于职业的变化，“竞技状态”也十分良好时，却不得不因为组织因素，或许还有年龄和一点点所谓“仕途”的因素，改变一种工作方式，生存状态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茫然走进讲究原则的四平八稳，走进马拉松似的程序更叠，走进催眠术般凝固的行政公式中……七年光阴，七年缘分，随着工作的调动，职位的晋升而“瞬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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