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写了一篇小说老虎围困九号楼，鸟伯乐来找我，说要给我发，我说行啊。鸟伯乐说，之前发过吗。我说没有。鸟伯乐说简单，包给我。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上了榜一。我以为这是常态。结果，以后再没上过。我不死心，把压箱底的一篇得意之作《久别重逢》也投了，心想：这下稳了，不得妥妥的榜一。结果妥妥地没进前五......
今天重看这篇文章，想着复盘一下，咋才能写榜一，毕竟贝多钻也多。但看着看着，动了写一篇“创作谈”的心思，聊聊它的前世今生。
首先，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早在小说诞生半年前就想好了。那时候看到一条新闻：杭州某动物园跑出来三只豹子，窜到城里人家后院。后续怎么样了，我不记得了。但我看到这个新闻就在想：如果我下楼扔垃圾，看到小区后面一个豹子趴着，不得给吓死。或者大半夜的，一个人没有，我在街上走。突然后面沿着一溜路灯跑过来一只老虎，我能活命吗。
就这样，这个印象就好像长在我脑子里了。
下了班，扔垃圾，听见风吹草动（真正的风吹草动），哪怕看见一只黑猫偷偷溜过去，我都会想上一会儿。终于在一个平凡的午后，我不那么困，坐在电脑前，写下了一句话：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这句话就好像卡夫卡的名句“格里高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一样——原谅我这么自吹自擂哈——使我欲罢不能。这句平淡无奇的话中，出现了不寻常，于是老虎把楼围了，我们都出不去了。
那时候疫情还不紧张，起码上海没有出现围城。所以后面是上海疫情碰瓷了我的小说，而非前者。而且从我的文章中，也可以读到故事内核和疫情并非相同。
我仿佛故意要让老虎若隐若现。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然是有神秘感。直接画龙，俗气，在云里，在水里，龙才活灵活现，才恐怖。写老虎也一样。施耐庵写老虎，先写黄昏武松醉酒上冈，“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金圣叹批到此处直书“吓得大哭”。如果直接老虎跳将出来，反失了恐怖。
第二就是我算好了自己笔力不及。我没真被老虎围过，甚至没有去过动物园。老虎的动作、神态，都地得自于影像作品。老虎的气味和触感，更是不得而知。
但我最终，还是让老虎在中途出来一次——时间长了读者也会觉得你故弄玄虚。就在读者，或者说书里的人物都相信没老虎的时候，让我在楼下见到老虎的侧影，特别听到了老虎的喘息声。在我的想象中，看到老虎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知道他在旁边，看不到，却能听到喘息声。于是我就潜心写了这一段：
“外面突然响起叹气声，然后喘息声传了过来，就好像有人抬着很重的棺材发出的声音。一个庞大的影子从楼门镶着的玻璃中缓缓走过去了。我看到了那颗硕大的头颅，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它经过的时候，没有看我，可我知道我在它眼角的余光里，它尾巴轻轻地向上卷了卷，就好像在和微风嬉戏。一阵战栗攫住了我……”
写到尾巴卷起，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汗毛，从后背沿着骨头一节节往上竖起来，直到头皮嗡的一声。
我知道自己写成了。其它的情节，都好编了。
一气呵成。写完一看，小一万字，是我第二长的短篇。（第一长是一篇武侠，改天有空整理发出来，看看能不能拿榜一哈哈）
文中我极力凸显自己百无聊赖，又是抽烟，又是睡觉，又是玩游戏，又是手淫，又是发呆，又嫌女朋友烦，又怕公司来电话。有几段黄色文字还被删了，因为平台不允许。为什么我要写这样的人物。因为这就是我。这就是一个社畜：于自己的工作发现不了意义却不敢公开向老板表达厌恶工作，于自己的业余生活浪费时间心有不甘却没耐心没天分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喜欢家人带来的好处却对家庭生活感到烦闷。
这样的人，注定只有一条“可以忘忧”的“正经”出路：社会发生一些好玩的事情，把他被动地卷入——“这不是我想要的，没有办法嘛”他会如是辩解，但他又相对安全，他不用独自承受煎熬。他在其中经受一种刺激感，却不会真正损失什么。
所以最后的结局，如果落脚在现实，也会只有一个：他只能在臆想中得到满足。因为现实从来不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就为了拯救他。
所以最后那只老虎，是我幻化出来的。我内心的无聊幻化了老虎。我内心的卑劣和对阿亮的行为恼羞成怒的怨恨，让老虎兽性大发，吃掉了阿亮。
当然，这是我的脑回路。我没有明白地说出来，而是隐晦地表达：
全篇都是我在讲述。只有我号称见过老虎。
阿亮从没有见过老虎。其它人都没有见过。哪怕门卫老大爷也没有。
新闻里的老虎也是“一闪而过，摄像头晃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之所以隐晦地表达，不借文中人物之口点出来，或者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点出来，是我作为小说家（再次原谅我恬不知耻的自称）的“操守”或者说“禀性”：
写小说就是在出谜语。直接说出谜底，或者谜面带有谜底的字，都是失败的。
结果太隐晦了，很多人没猜出来，也是我笔力不够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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