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五十【646】2024-1-25
原文
早起,读《兑卦》。冯树堂来,邀同至岱云家拜年伯母寿,吃面。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散后,宜速归,乃与竺虔同走何家。与人围棋一局,又看人一局,不觉耽阁一时,急抽身回家,仍读《兑卦》。
申刻,走岱云家晚饭,席前后浮言多。与海秋谈诗文,多夸诞语,更初散。又与海秋同至何家,观子贞、海秋围棋,归已亥正。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端于吾心已深。(天头: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日
在应酬游戏中过了一天
曾氏在应酬与游戏中过了这一天。
一早起,便应冯树堂之邀道陈源兖家,向陈之老母祝寿,并在陈家吃寿面。从陈家出来,曾氏又与金竺虔一道到何绍基家。在何家与人下了一局围棋,又观看别人下了一局,然后回家。下午四点来钟又去陈家吃晚饭。七点来钟散席,又同汤海秋一道再到何绍基家,看何与汤下围棋,回到家已深夜十二点了。
日记中所点到的这些人都是湖南人,可视为旅居京师的湘籍老乡们一次小聚会。这样的聚会,对于今天来说,大概是必不可少且司空见惯的活动,想必当时也常有,但曾氏对此仍有检讨。一是检讨自己在活动中“气浮言多”即情绪不安宁、话语太多而且狂妄,决心像戒烟一样地戒掉多言的毛病。
十多年后,身为军事统帅的曾氏,曾尖锐地批评知识分子:“近来书生侈口谈兵,动辄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又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之短者,其自修必疏。”曾氏推己及人,把文人的这个弊病揭露得深透而生动。自古以来,文人都好说大话。这些大话,归纳起来不出夸大自己、指责别人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个毛病生发在文人圈子中时,无非引起些不团结、彼此攻击等后果,不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危害,但若一旦生发在官场、军队之中,则对社会将会产生严重的恶果。所以曾氏提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用人原则,自己平时也尽量做到节制言语。曾氏在日后大事业中的这种所思所为,其基础应奠定在京师时期的修身。
原文
晏起。读《涣卦》。树堂来,渠本日三十初度。饭后,读《节卦》。倚壁寐半时。申刻,记《馈贫粮》。旋出门拜客五家,在树堂处看渠日课,多采刍言,躬行无一,真愧煞矣!
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灯初归,记昨、今日事,点古文二卷半。今早,树堂教我戒下棋,谨当即从。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十日
可爱的文学青年,可丑的名心大动
今天一早,曾氏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要写一鸿篇巨制来轰动世界。曾氏真是一个可爱的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这样的突发奇想,对酷爱文学创作的青年来说,几乎人人都会有过,差别只在于“震炫”即轰动的程度罢了:野心大的企望轰动全国,野心小的只不过想轰动身边左右而已。但曾氏将它上纲上线,视此奇想为“盗贼心术”,并骂自己“可丑”。
平心而论,若吟诗作文仅仅只是为了出名,那就难得有恋恋不舍的激情与持久不衰的动力。因为“恋恋不舍”与“持久不衰”,只能源于生命相连的冲动,“名”毕竟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长时期的不出名,激情自然消退,动力自然削弱。故而真正的诗人作家,文学创作一定是他出于内心的真诚爱好,决不是完全为了出名。从这个角度出发,批判“名心大动”是有道理的。但毕竟诗文是自己写的,与盗窃行为还是不相同的。所以,将此心比作“盗贼心术”,以笔者(唐浩明先生)看来是有点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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