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痛苦，就有多向上—化痛苦为力量的宫崎骏（3）

生命远非人智所及，它由伟大的孤寂中诞生，只有从苦难中才能触及。只有困厄与苦难才能使心眼打开，看到那不为他人所知的一切。

上述这段话来自武志红的书《感谢自己的不完美》。武志红在书中提出，假若一个人拥抱自身真实的痛苦，那这条人生之路，即是不断治愈自己的路，也是一个人成长的路。

自从读了武志红的书，我似乎对宫崎骏有了更深的理解。

正是他拥抱自己的苦难和痛苦，才在一生中不断寻求治愈和解脱。而他表达自己、寻找自己的过程，用他的创作记录了下来。

感谢宫老爷子的追寻，用另一种艺术形式——动画，向我们传达了自己哲人般的思考。

1、痛苦的来源

宫崎骏在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说：”我的太太告诉我，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觉得我的幸运之一，是我参与了纸张铅笔胶片时代的最后50年。还有，在我的这50年里，我们的国家没有进行过一次战争。虽然战争能够为部分人谋取利益，但是没有发生战争，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很大的助力。但是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今天，这太激动人心了，没有比这更加幸运的事了。“

在这个给予他职业最高荣誉的奖台上，在这个霸权主义（正在主导战争）的东道主国，宫崎骏把此生最想表达的情绪抒发了出来。

第一句，是感谢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赶上了发展的好时代，第二句，是感谢和平，第三句，是感谢大家对他职业贡献的认可。

生在和平年代的人，其实无法真正感受到和平的价值和意义。

而宫崎骏不同，二战结束的1945年，宫崎骏4岁。

人有多痛苦，就有多向上—化痛苦为力量的宫崎骏（3）

幼小的宫崎骏，经历了怎样的幼年时代？

廖季威先生曾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成员，从1946年至1948年在日本工作3年。

以下文字摘自他的回忆记述。（因原文较长，只摘录部分内容）。

关于日本人民的精神，廖季威先生写道：

我初到日本时，在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的街头，看见来往的日本人，男的大多数穿黄色军服，并且有一付垂头沮丧的样子，面无笑容。他们看见盟国的军官，都很自卑地不敢正视。日本妇女一般是低头小碎步往前走的同时，或向我们俯首鞠躬，以示尊敬。

由于对日战争胜利了，美军官兵绝大多数都希望很快复员回家，不愿久留日本。等待复员回家的人们，真是度日如年。因此常常借酒发泄愁闷。发泄的对象，当然是向着日本人的。

此时，日本人也感到自己是战败国的人，对待盟军是打不敢还手，骂不还口，只有逆来顺受。

关于吃的方面：

在日本投降前后，每人每天只配给大米0.2公斤。战后在东京的饮食店几乎绝迹，偶尔有一家面馆，并标明是代用品。至于以什么代用因未尝试过，故不得而知。1946年后，渐有华侨在横滨经营饭馆，但价格都很昂贵。至于糖果糕点，则根本没有。日本人最喜爱而又离不得的白糖，过去是靠侵占的台湾运来。战后纵出高价也难买到，只好以糖精为代替品。一般做工劳动的日本人在用午餐时，就是几个土豆或一点红薯充饥而已。因此，很多人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是长期未能食饱的缘故。

关于穿的方面：

战后初到日本的人，都很惊异。因为无论城市或乡村，大部份日本男人都是穿黄布军服，只是把帽徽和领章拔掉而己，看起来好象是全国皆兵:但是他们面容上表现的神情却非常沮丧，又好象是俘虏一样。他们中也有的当过俘虏，但都是昔日耀武扬威的“皇军”，而今虽然仍穿着“皇军”的破旧军服，已经没有从前那付凶恶的丑像，变成一付寒酸可怜的样子。他们是战争中的幸存者，他们现在也并不是以穿此旧军服为荣，实在是无衣可穿。穿和服和西服的人也有，但毕竟是少数在职公务人员。妇女穿的也多半是所谓的“战时服”，我也说不出那种样式，总之，既不合时，又破旧不堪。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侵略战争开始以后，军需品的生产压倒一切生活资料的生产，故而布匹缺乏。加之，千家万户受到战争中的火灾，衣物损失不少。复员的军人，每人还有两套军服，有的还要分给家里人穿用。布料的配给。

在日本投降前，每人每年只有50公分(中国尺1. 5尺)，只能作补旧之用。黑市倒有衣物、衣料出售，但价钱十分昂贵。直到1946年夏天妇女的服装才稍有改变，大慨是费料不多的缘故吧!

关于住的方面：

我到过的日本大城市和地区，很多己是一片一片的焦土，绝大多数房屋波烧光了，高楼大厦偶有幸存的，凡成了危险建筑。被推倒拆除其中如无危险的，则勒令日本政府修复，供应美军使用，从东京到横滨40公里长的京滨国道，过去这里是工业区，建筑物是与东京连成了一片的。现在国道两旁全是一片瓦砾。残存最多的是各种大小保险柜，立于地上未被烧毁，总有成千上万之数，这是过去繁华区域留下的陈迹。以被破坏的程度而论，据我所见:

东京市约占50%，大阪60%，名古屋50%，横滨约70%，神户30%，广岛90%，长崎60%，小仓80%。还有其他地方虽不是大城市，但有军事设施和重要工厂，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广岛遭到的破坏是最为严重，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直径约两三公里之内的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都是在核爆炸的高温之下被毁。以外地区，则是因冲击波而被毁的。当时统计，该市除死亡20多万人外，受伤的也有10多万人，都是被光辐射所杀伤，受伤后其中也陆续死了不少的人。

据日本当时的统计，在空袭中被烧毁的房屋共有975万多户。因此各地巡返的日本侨民，有几百万人无房居住。大部份人被迫迁到小城市或农村挤住。当时在东京都一间4叠半宽的小屋(约6 .8平方公尺)。也要住上一家四五口人，甚至划分时间，轮流睡觉，其居住紧张如此。

根据廖季威先生的记述，我们得以了解日本战后的一些情况。而宫崎骏，当时看到的境况如何？

宫崎骏生在罪恶战争的发起国，而这场战争的结局是，行不义之师的发起国战败了。（于我们而言，这是正义的结局，是让我们重新树立民族信心的大好结局。）

在宫崎骏的记述中曾写道：“我那廉价的民族主义终于被低劣的自卑感所取代，我变成了一个厌恶日本人的日本人。对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罪恶感不时在我心中交战，甚至眼中到让我否定自己的存在。”

2、没有民族之根的漂泊者

日本战后曾出现过颓废的一代，这代人普遍对生活迷茫，对自己无法认定，用欢愉萎靡的生活打发日子，虚度光阴。这正是来自于对痛苦的回避。

可宫崎骏不同，宫崎骏时常感到痛苦。

这个敏感而胆小的少年，在否定自己后，仍然在思索自己存在的意义，找寻自己的根。

在《风之谷》中，我们看到，宫崎骏无法将战争归结于某个绝对错误的国家，似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可以接受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又薄弱的无法给予宫崎骏一个充分的、肯定可接受的答案。（可参看我解读《风之谷》的上两篇文章。）

制作《风之谷》时的宫崎骏，内心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想为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确切的出路，为日本曾经的战争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不是说他在为日本脱罪。

他是一个漂泊者，一个想要找寻自己灵魂之根的普通的弱小的人。他想要找到自己的根，却发现，为日本的罪行寻找借口并不是一个好的答案，他寻求的灵魂之根在别处。

另一方面，他深刻的同情在战争中饱受磨难的人民，众所周知，宫崎骏是个反对战争的人。（他的作品中经常反映出反对战争、期盼和平的态度。在该系列的后面，我会一一记述。）

这种矛盾的态度，也从他的潜意识映射到他的作品中。

1987年，还在筹备《龙猫》时，他就在讲座上说，自己一边嚷着洗手不干，一边转头又与人谈论新的影片策划。

1986年《天空之城》公映后，在票房成绩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宫崎骏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过自己即将引退。

1992年宫崎骏拍摄了最具自传性质，同时也是自己最想拍摄的作品《红猪》。事后，他说：“我想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我的动画已完结！”

1997年，在《幽灵公主》破天荒地拿下近200亿日元的票房数字之后，原本身体状况就不甚理想的宫崎骏在公开场合宣布，“这是我最后的作品”。这次“引退”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发了各方热议。

2004年，当《哈尔的移动城堡》拿下196亿日元的票房之后，宫崎骏再度表示：自己已经失去了制作动画的热情。言语中透出其即将引退的想法。

2013年，在宫崎骏新作《起风了》参加威尼斯影展期间，宫崎骏委托发言人宣布了自己将不再执导动画长篇的决定，并在东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如同我们现在所知，宫老爷子不但没有退隐，反而在筹备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他总在追寻中表达，又总在追寻中失望；在追寻中无法停下脚步，又在追寻中不断获得自我解放。

这种矛盾的态度，也反映到他的生活中。（这部分内容，会在接下来的解读文章中讲到，此处只简略带过。）

关于职业上的矛盾。

“我自身的分裂也愈加深重。……一边说讨厌专职意识，一边在公司中却仅仅以才能来评价别人；一边宣称自己不想置言，一边却又频繁地指摘日本动画；一边怒吼着“日本动画，衰亡吧！”一边却又担心着失业的同行；……我明知要以如今的状况创作人性的作品，就必须忍受这非人性的现实，但却又心安理得地成为工作之奴。”

关于亲情关系的矛盾。

在宫崎骏的作品中，有很多展现亲子关系的表达，但在生活中，宫崎骏却是个失败的父亲。

宫崎骏在一生中不断追寻自己的根。

人有多痛苦，就有多向上—化痛苦为力量的宫崎骏（3）

总之，《风之谷》没有让他找到答案，那我们就追寻他的脚步，看看他下一部作品，《天空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