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觉醒与革命文学

民族意识的勃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是近现代中国的重要特征。

不过，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意识的反省，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断的觉醒，特别是对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之缺失与认识并觉悟的自我认识。大体来说，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经历了鹤片战争之后的启蒙发轫，甲午战争之后的国民性反思与觉醒浪潮的涌起，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新的阶段，五四时期的飞跃发展和抗战时期的高峰。这也是我们民族逐渐摆脱劣根性、解剖病源，构建新的民族精神即新国民性的过程。

民族意识的觉醒与革命文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族意识开始萌发：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维新思想产生：林则徐：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辑《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国家富强来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放的先河。洋务运动中有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的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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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严复《救亡决论》喊出了“救亡”口号，康有为亦要求中国人发愤自救。孙中山兴中会成立时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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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由潜隐状态跃升到激烈状态，似火山熔浆般喷发出来，民族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奋涨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

民族意识的觉醒与革命文学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的人是梁启超，与此相伴生的，就是中国这现代国家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这种国家和民族概念，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直到西方人出现，才向中国传统的国家概念发出致命的挑战和威胁。

虽然“民族”以及与之密切相的“国家”现象古已有之，“但民族主又作为义为历史力量的崛起,作为有着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而成为一种社会力，于是，真正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

就像梁启超所分析的“爱国”一样,在近代以前是稀薄而空虚的:“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国也。”“四万万同胞，自数干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益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所以说,近代以前，“吾国之士夫，校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等词的出现以及近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物兴都可以说是鸦片战争‘民族’失败的产物，是国家民族在客观上的失败迫使我们不得不对等地看待其他的族类及其利益,不得不在复杂的国际交往的新秩序中争取自己的存在。民族主义。”“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当以建民族国家为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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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创办的《消议报》，着手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除“时事”外，也发表了国际形势与中外关系，停刊后，梁启超再办(新民丛了像梁启超《爱国论》)这样的著名论著。 “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破中国之积弊。报国民之精神，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辞，将同盟会的主张概括为“三民主义”。是革命派的主要宣传阵地，曾与改良派刊物《新民众报》进行思想论战。

不得不说，民族意识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力量。

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对于文学的影响和宰制可请无所不在、无远弗届，这种影响和宰制不仅仅表现为革命和文学的结合产生了“革命文学”这个特殊的文学品种，更表现为，在塑造20世纪中国作家想象世界、呈现世界的特殊方式的诸多力量中，革命无疑是最强大、最不可抗拒的力量。没有20世纪的中国革命，20世纪的中国文学必将完全是另一种面貌。革命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互动成为理解和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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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身份一直是十分暧昧尴尬的。他们被认为是摇摆不定的浮游阶层,前进一步可以成为革命者或者为思考社会革命的同路人,退后一步则堕入“反革命”。这就直接决定了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在革命文学中处于十分敏感和尴尬的地位。

中国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一定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的限制，只要战争的推写，最终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细节,历史也就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而在提到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时，情况也是稍显尴尬。

在论及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时，不少历史学家都强调其在极大程度上有助于近代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和社会的发展,这种看法无疑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不过，如果仅仅看到这些片面的表象而忽略了批判性地考察以男性占绝对主导的民族主义革命，以及其基奠话语究竟是怎样通过替女性代言来“占用”或“篡改”了本应属于女性的话语空间，就不能完整和和深刻的了解中国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质。

回顾近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叙述，我们不难看到自晚清以降的几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变革和革命主要着眼于国家、种族和社会,而非家庭、个人、尤其是女性的命运。这当然也是一个值得深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文略表不提。

民族意识的觉醒与革命文学

革命的必然性和革命对于文学以及历史阐释的影响，成为近代文学研究一条必经的路。

什么是革命？就像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曾说的那样，革命是粗糙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会反作用于社会生活。

关于文学在革命时代应该写什么的问题，梁实秋实际上一直就坚持着自己的观点。1928年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他认为，在革命的时代不见得人人都有革命经验(精神方面的生活也是经验),我们决不能强制没有革命经验的人写革命文学’。”当时的梁实秋虽然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立场上，但他的文学观念在许多方面与左翼文学的思路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鲁迅也曾经就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相似的见解，他在致李桦的信中说，“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快不议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

历史是永远进步的洪流，在历史中的革命，文学以及为历史奋斗的人们，都不会真正逝去，他们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