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篇第十四」25
【原文】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译文】
蘧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孔子请使者落座，并向他询问蘧伯玉的近况道：“先生在做些什么？”使者回答说：“先生想要减少自己的过失，但未能做到。”使者走后，孔子说：“这才是使者！这才是使者！”
【注释】
“蘧伯玉”，姬姓，蘧（音“渠”）氏，名瑗（音“愿”），字伯玉，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上大夫，也是子贡的外祖父。曾仕卫献公、殇公、灵公三代国君，以贤德闻名于诸侯，是道家“无为而治”的开创者。为人聪明好学、能言善辩、外宽内直、忠恕坦荡。约长孔子三十四岁，寿逾百岁。蘧伯玉与孔子可谓亦师亦友。孔子周游列国14年，共有约9年时间是住在蘧家。因此，蘧伯玉的政治主张、言行、情操等很可能对孔子产生过重要影响。其“耻独为君子”之言被传颂千古。
“与之坐”，即请他落座。“与”，给。
“问”，为表关切而询问。
“夫子”，此处指蘧伯玉。古时尊称大夫为“夫子”。可译作“先生、您”等。
“寡”，此处为动词，减少。
“使乎”，赞叹使者之语。可译为“这才是使者”、“好一个使者”之类。
【评析】
《了凡四训·改过之法》中说，“昔蘧伯玉当二十岁时，己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至二十一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及二十二岁，回视二十一岁，犹在梦中。岁复一岁，递递改之，行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所谓“改过”，就是“正己”。因此，本章恰可作为上一章“古之学者为己”的绝佳诠释。
蘧伯玉和孔子就都是“好古”的“学者”。当然，他们的“好古”，并不是好古人的老旧，而是好古人的睿智贤德，好古人的朴素务本。所以，他们都将所学用以正己，都主张“为政以德”，主张为政者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感化、教育和影响人民。
查孔子年谱，孔子在三十四岁之前未见有离开鲁国的记录。三十四岁时，孔子首次离开鲁国，前往周都洛阳，观周朝之文物制度，并曾向老聃问礼，向苌弘学乐。从鲁国出发，需要经过卫国或宋国，然后再穿越郑国才能到达洛阳。故孔子结识蘧伯玉，最早也应当在三十四岁之后。因此“蘧伯玉使人于孔子”时，蘧伯玉至少应已年逾七旬。按孔子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境界，以蘧伯玉的睿智贤德和“岁复一岁，递递改之，行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的正己功夫，“蘧伯玉使人于孔子”时，即使未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无过”境界，应当也已相去未远。
蘧伯玉的使者显然也是深知蘧伯玉之人。因此当孔子相询时，使者便说：“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这一回答看似普通，但细思却极为精妙。因为在不了解蘧伯玉的人听来，这话可以理解为蘧伯玉始终在努力正己，只是尚有未能尽改之过。回答既表现了蘧伯玉的精进，又表现了蘧伯玉的谦虚；而在了解蘧伯玉的人听来，这话则是说蘧伯玉精进正己，以致无过可改，可谓极尽赞美。言辞如此机敏，应对如此得体，见事如此之明，知人如此之深，不禁令孔子大为叹服，因此连称“使乎！使乎！”大赞使者不辱使命。
蘧伯玉体恤民生，在政治上主张“弗治之治”，开创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先声。但“无为而治”真的就“无为”吗？当然不是。至少在被当作道家“无为而治”典范的汉文帝那里不是。汉文帝其实相当“有为”，比如：事母至孝，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善待百姓，轻徭薄赋，宽减刑罚，等等。这其实与儒家“礼以行义”、“节用而爱人”、“子帅以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等仁道主张并无二致。其实道家的所谓“无为而治”，就是儒家“上达”于道的务本之“为”，属“不治已乱治未乱”之法。具体而言，就是制礼以用和，正己以垂范。因而虽有为而民不觉，故曰“无为”。
蘧伯玉有一句“耻独为君子”的传世名言。意思是说，不独要自己做君子，也要人人都做君子。这与孔子的“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以及佛家的自度度人其实同出一心。当然，“耻独为君子”的前提是自己首先得做君子，然后才能以己化人，帮助世人都做君子。是故正己乃为仁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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