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篇第一」7
【原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译文】
子夏说:“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崇德、谦恭、孝亲、敬业、诚信,即使他没学过圣贤之道,我也认定他是学过了的。”
【解释】
1、子夏:
孔子晚年的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子夏15岁即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子夏重视躬行实践,讲究道德修养,为人师表。至晚年时,子夏俨然已是各国士人的灵魂宗师。
魏国攻占秦国西河防线后,魏文侯知道戎狄之后的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便决心请子夏到西河讲学。于是,魏文侯亲自拜一百多岁的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子夏感于魏文侯的诚意,遂前往魏国西河传孔子之学,独立形成子夏氏一派——西河学派,成为孔门弟子中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
子夏在西河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外族文化占上风的国家的怀化作用十分显著,也使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的文化宗主国。
在西河时,子夏因年事已高,故多由其学生亲自授课。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教授的历史学科《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魏文侯出于控制士人的目的,便故意拔高在学术上并不是很深透、比较迂腐的公羊高和谷梁赤的地位,使公羊和谷梁学派的忠君思想深入士人之心。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谷梁传》的蓝本。
当时的学问都是师生间面传口授。随着时间的推移,口口相传便很容易导致以讹传讹,同时也给了别有用心之人歪曲篡改先哲本意创造了条件。
2、“贤贤,易色”:
前一个“贤”字作动词用,意为尊重、崇尚;后一个“贤”字作名词用,意为“良,美善”,指有德行的人。“贤贤”即“崇德”之意。古汉语中类似的用法还有“亲亲”(爱家人)等。
“易”即改变,“色”指脸色、态度。《论语》中类似的用法还有“色思温”,就是讲要脸色温和。
“贤贤易色”是讲,当我们看到贤德之人,就肃然起敬,原先或有轻慢的态度也随之转变。这其实是很普通的心理,属于人之常情。因此这里将“易色”引申为“谦恭”。“负荆请罪”就是这样一例:当廉颇了解到蔺相如的贤德之后,便深深为之折服,遂一改往日的傲慢无礼,前往蔺相如家负荆请罪,以示悔过、谦恭。
也有人认为“贤贤易色”在此专指夫妇一伦而言,意为对妻子要重其贤德而非容貌,以与后边的父子、君臣、朋友三伦相应。此说也能逻辑自洽。
3、“事父母能竭其力”:
这一句是讲孝道。所谓“竭其力”是讲行孝要量力而为,尽力就好。这与“尽己曰忠”的尽忠标准是完全一样的。中国民间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其上联是“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原心不原迹”就是看他的发心是不是孝。比如,贫家子弟尽心竭力供奉母亲的一碗稀粥,其孝并不差于富家子弟供养母亲的山珍海味。如果一定要供养父母山珍海味才算孝,那穷人家里就没有孝子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只要我们“事父母能竭其力”,就算是尽孝了。
4、“事君能致其身”:
“致”本意为送达,“致其身”实际就是全心全意、尽心竭力,与曾子所谓的“为人谋”要“忠”所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后人将子夏这句话中的“致”引申为奉献、献纳,将“致其身”引申为“把生命奉献给君主”,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之举了。
因为政治事关全体人民的福祉,所以儒家才会提出在协助君主处理政务时,一定要尽心竭力。但儒家只是将“事君”视作向民众行仁的重要手段,而并非将事君当作目的。关于这一点,孟子有非常清晰的意见表达:“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在《论语》中对此也有非常清晰的说明,比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等等。我们会在以后相关的章节中对此加以详细说明,请诸君稍安勿躁,耐心等待。
在现代,我们通常用“敬业”一词来表示“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这与曾子所谓的“为人谋”要“忠”以及子夏所谓的“事君能致其身”涵义非常接近。
5、“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在《论语》开篇的第四、五、六、七、八章中连续出现“信”,可见“信”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国人将儒学视为专制的帮凶,但实际上,儒学却是反专制的利器。现代中国社会诚信严重缺失以及其它弊端丛生,皆由国人自毁文化长城、民主精神而始,实属自作自受。细思怎不令人痛彻心腑、感慨万端?
6、“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曾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此,在儒家眼里,学问的目的,不是文学、不是知识,而是作人做事。学习圣贤只是手段,养成仁德才是目的。因此子夏才会说,对于有德行的人来说,即使他没有学过一天圣贤之道,也跟学过了是一样的。
【真历史】
武训(1838-1896),行七,故名“武七”。山东省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
武训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贫家子弟,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誉为“千古奇丐”。
清廷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字蒙正。武训自号“义学症”,谥号“义学正”。
1、事父母能竭其力:
武七7岁丧父,幼时家中极贫,不得已跟母亲乞讨为生。武七每次讨得钱后,一定会买美味孝敬母亲。
2、办义学能致其身:
母亲去世后,武七也年纪稍长,就开始给人帮佣。没活干的时候,就靠乞讨为生。因自恨不识字,于是发誓积资兴办义学。
1859年,21岁的武七开始到各地行乞集资。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的衣物和饭食,武七就设法卖掉换钱。而他自己则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杨举人,为人正直,名声很好,值得信赖,就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杨举人了解到武七欲积资兴办义学的愿望后大为感动,不但答应帮他存钱,还帮他用存款放贷生息。
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至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算是颇有财力了。可武七仍然衣衫褴褛,如往常一样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他还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3、贤贤易色:
1888年,50岁的武七花费4000余吊钱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
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惯例分为蒙学班和经学班。
开学当天,武七先遍拜老师,再遍拜所有学生。然后设宴款待老师,而他自己则站立门外,待宴罢后吃些残羹剩饭。有人请他进屋跟大家一起吃饭,武七说:“我只是个乞者,不敢与老师平起平坐啊!”
武七平时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跪叩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师生相互戒勉,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时任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塾学田的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以示表彰。
1890年,武训出资数百吊钱,在馆陶县与僧人了证合作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1896年,武训又积资千余吊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
4、乐善好施:
曾有一个寡妇张陈氏,家中极贫。武训就资助了她十亩田帮助她养家。
遇有贫穷无依者,武训就假装借钱给他们,但从不向其讨回,也不告诉别人。
5、廉洁有信:
武训所积钱款,除了一部分是自己辛苦劳动和乞讨所得,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各界对其办学的赞助。为了不负大众信任,武训一生不娶妻、不置家、不谋私利。
别人劝他娶妻生子,武七就唱:“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其资助都被他拒绝。武训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
1896年4月23日,武训在临清县御史巷义塾众学童朗朗的读书声中含笑辞世,享年五十九岁。据《清史稿》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6、后续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
民国时期,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当地曾见过武训的老人们都说这座雕塑像酷似武训本人。
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总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届政权,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都推崇备至,武训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当时军政学各界首脑和名人或撰文赞颂,或题辞纪念,或为以武训为名的义学捐款。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1950年12月,电影《武训传》公映。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此掀起了全国对武训的大批判。
1966年初秋,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武训墓被“红卫兵”砸毁掘开,遗骨被抬尸游街,焚尸街头。武训祠、以及那座酷似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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