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区区一本书，就能让国人心理产生震憾性效应，以至一纸风行、洛阳纸贵的，莫过于严复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天所翻译的《天演论》了。
所谓“天演”，是严复对于Evolution一词的意译，现在我们叫它“进化”。
“五四运动”之前，《天演论》是最火爆的畅销书；同时，《天演论》又是最奇葩的畅销书。
奇葩之一，在于其影响空前绝后。《天演论》自1898年出版以来，先后有清朝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早期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不同群体的先知们，从中汲取营养。作为一本社会科学理论书籍，能得到众多彼此观点迥异的社会力量的一致认同，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作为《天演论》的译者，严复一生得享大名，实基于此。
奇葩之二，在于在其消失干净利索。《天演论》出版之后，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进。“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德先生”、“赛先生”进入中国，《天演论》和曾经影响过国人的其他理论一样，随风而逝。而且消失得干净利索，只存在于曾受过其影响的学者文人的回忆或书信中。
至少有500个名人，是《天演论》的粉
民国著名作家曹聚仁，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记录《天演论》的巨大影响：“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如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说他的世界观，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他是于1906年在上海澄衷学堂求学时，自己改的名字：“‘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风气所及，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择取了“适”字作自己的名字。
鲁迅的世界观，则是这样改变的。他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说：
“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是在哥哥鲁迅的影响下，读到《天演论》的。他在1902年2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读《苏报》等，至12点钟始睡”。以后的日记中，多次有“又看《天演论》二篇”“看赫胥黎《天演论》少许”“下午看《天演论》”的记录。
民国著名出版家章锡琛先生回忆，自己一生中真正开始读书，应从“除了读《古文辞类纂》、《昭明文选》、周秦诸子、宋明理学之外”，“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名学》、《原富》、《法意》等书”开始。
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在《天演论》还是手稿的时候，就“手录副本，秘之枕中”，并在该书正式出版时为之作序。
王国维谈及《天演论》的影响：“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
自视甚高、目空天下的康有为，也为之折节叹服，说“眼中未见此等人”，“《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梁启超说：“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图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
邹容在《革命军》中的语言，显然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
陈天华说：“后来看见一部《天演论》，是英国赫胥黎先生所著……其中有个大大的理信，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蔡元培说：“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
孙中山说：“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
胡汉民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吴玉章说：“《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怵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
柳亚子回忆说：“刚进去的时候，国文分配在乙级，是吴稚晖先生当教师，他把《天演论》做课本。”
其实不仅是柳亚子所在的学校“爱国学社”，当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学校，“把《天演论》作为课本，讲猴子进化到人。”
《天演论》为毛能吸粉这多？
《天演论》一面世，便一纸风行，使无数中国人血脉贲张，如梦方醒。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演论》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著，其译者严复也在一时间骤享大名。
据不完全统计，在《天演论》出版后十多年间，曾发行了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总销量无论如何计算，也超过了百万册之巨。
《天演论》为什么能够如此畅销？吸粉这多？
一言以概之：时代需要。
事实上，赫胥黎、达尔文们所发现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只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规律。
可到了严复这里，他把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规律，引申到了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也存在着“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
换句话说，严复《天演论》的主要意思就是：正是由于人类社会也存在着“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那么在未来的时间里，如果中国、中华民族不能适应生存竞争，不能实现适者生存，必将按照上述规律，亡国灭种，被淘汰出局。
严复此论，要是放在今天，我们当然是呵呵一笑，只当他在讲笑话；问题是《天演论》出版的年代，正是中国甲午战败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过惯了“天朝上国”日子的大清帝国子民，第一次认识到，如果甲午战败再来那么一两次，只怕真的就要亡国灭种了。
正像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个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
当头棒喝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向西方寻求避免亡国灭种的办法。《天演论》，正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急于学习西方、效法西方，所找到的第一个思想武器。
《天演论》就这样，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遇到了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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