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我们一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全面吃起白面馍的了。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第三十集，少安拉砖挣了钱让一家老小第一次一起吃上了白面馍馍。镜头极动人的向观众展现了这个催泪的细节：孙玉厚老人侧着身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先把大白面馍在鼻子上闻闻，然后一口咬下一个大豁口子。馍渣掉在大腿那破旧的打着补丁的甚至有点脏的裤布上，他一丁点一丁点地用手指把它们捏起来填进嘴里。少安看着，眼圈红了，大滴的泪水滴落下来。少安拿着馍的右手用力地在右眼上抹一把，在左眼上抹一把。眼泪还是掉，又抬起左手背抹一把眼睛：“吃菜爸，吃菜。”
我的泪水也跟着少安一起滴落。
我们家穷。
家里有奶奶，父亲，母亲，大姐，大哥，二哥，二姐，我，小妹。后来大姐嫁出去，大嫂嫁过来 。
父亲是中学老师，周末回家。工资不多，无暇帮着种地 。奶奶生了十一个孩子，父亲是仅存的一个孩子。生父亲时奶奶已不年轻。我的记忆里，都是奶奶坐在院门外看家的画面。
大姐没有进过校门。童年，她拥有的是跟随母亲到外乡讨饭，躲在母亲身后拽着母亲的裤腿不敢出来看着狗吓得哭的记忆。少年，她拥有的是帮着母亲下地干活钻进锅屋往锅灶下填柴烧火烟熏火燎的记忆。青年，她落下的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记忆，那是长年累月使用右腿蹬着铁锨锄地的印记。
大姐以下，我们五人全部进入学校读书，这一读，就都没完没了了。
只有娘和大姐挣工分，只有娘和大姐年复一年，在地里劳作。我不知道，她们的世界里，除了铁锨镰刀锄头犁耙，还有别的什么。
有一次，队里分山芋。我背着箕筐来到大场上。场上已一堆一堆地分好了。队长在一个最大的山芋上划出各家家长的名字。我一堆堆地找，终于，在一个很小的堆上清晰地看到了父亲的名字。
玉米大豆小麦，都是分堆写名字。
堆的大小与工分成正比，工分与劳动力成正比。父亲的微薄的工资供我们大脑，母亲和大姐的单薄的身体供我们肠胃。
该感激我们的肠胃是多么地能屈能伸。
我在小杨庄中学读初三的某一晚。回家吃晚饭，母亲还没有回来。家里没有馍。我返回学校上晚自习。汽灯温暖的光不时地摇晃，语文老师刘文春老师让我们写作文。这一切让我忘记了肚饿。
两节课后，我和苏霞有说有笑地出了教室门。“姐姐！”一声多熟悉的声音。我循声望向黑乎乎的前方。“姐姐！”又来一声。看清楚了。是母亲和妹妹。母亲一手捏着一根桃棍，一手攥着一个包包。妹妹拎着马灯。
“你们来多久了？ ”
“我们到时，听见打铃了，就搁这外边等着你。来一大歇子（一大会子，很久）了。”娘说着，把包包递给我。
“姐，这是新蒸的馍，还热乎来。”
我拿在手里，热度顿时传到凉得发直的手指上。
“别搁这吃，凉的快，回屋吃。俺走了。”娘说着，领着妹妹的手转身走入黑沉沉的夜幕。
“苏霞，来，一起吃。”揭开一层层的布包，里面是三个热气腾腾的榆树圈馍馍，和山芋面包裹在一起的柔软的馍馍。
很多年，我一直羡慕隔壁大娘家老早就吃上了白面馍。
大娘大爷和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五口人，都劳动。家境比我们好。我们是黑馍馍时，他们是黄的，我们黑黄交织时，或者能黑黄白交织时，他们早已是白的了。
母亲把白面做成薄薄的皮，把黑的黄的裹在里边，做出来的花卷一圈一圈的，三色层层，甚是美观。我常常等在锅旁，待母亲掀开锅盖，热气腾起，在迷蒙的雾气中，我仔细地寻找那两个形状和其他馍馍不一样的家伙。 那两个家伙名字叫“馍头”，分得的白面相应地多一些。
母亲从不计较我的刁钻。
暑假去徐州白云机场割草，一般一趟呆半个月。把做好的馍馍装进布袋，再带着碗，就可以出门了。机场有凉水也能要到热水。
走之前，去的人家都要准备大馍。
大娘家在鏊子上熥的是发好了的白面大饼。里面还放了麻油和葱花。本来不厚的大饼，待在鏊子上慢慢地加热之后，那大饼竟一层层地膨胀起来，鼓鼓地。霞姐和芬姐一个擀面一个熥。香气慢慢地就钻进了鼻子，而后，又钻进了肺里。
只有白面馍馍才能这样膨起。我们家只能是山芋玉米饼。
每年，也只有春节那几天，奶奶才能吃上纯一色的白面馍。曾经，听母亲说过，奶奶在世时，仰天长叹：什么时候能都吃上白面馍啊！
当然，我家后来在村里是最后几家吃上白面馍的，不能说是年成不好，是因为我们都上学。
现在，我还仍然喜欢在煮粥的时候放点山芋干，还特意去菜市买些榆树圈洋槐花香荠菜蒸着吃做饺子吃。我也仍然尽量自己蒸白面馍。不久前，好友芳妹给了我二十斤家乡味的白面，我蒸馍时放得拥挤，加水加时，蒸出的馍有几个又黑又硬，也还是把它们都吃进肚子里。
奶奶对于白面馍的渴盼早已成为陈迹。
母亲和大姐对于逃荒要饭手割脚踩的镰刀铁锨的记忆也已 成为陈迹。
我对于黑黄白交织的三色大馍的记忆也已成为陈迹。
少安的生活好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也都好起来了。
成为陈迹的东西，就让我们把它收好，尘封在我们的记忆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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