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采用“鳄鱼、老虎”断案的故事。
在干宝《搜神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西晋的时候，扶南范寻主持司法。在审理案件时，判定疑犯是否有罪的标准是，将其放置于城壕或者城门外，与鳄鱼、老虎同住三日。如果他们被鳄鱼或者老虎干掉，就说明其有罪，如果没有，认定其无罪，并立即释放。除此以外，范寻采用把金戒指扔进烧开沸腾的开水中，然后让疑犯用手在沸水中摸取。无罪的人，手不会被煮烂，有罪的人，手一伸进这沸水就被烫伤了。
操守：察颜观色定谳清官终成酷吏。
汉武帝时有一个廷尉，即当时高等法院的院长，名叫张汤。他真是一个清官，死的时候，"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俸赐，无它赢。"说明没有谋求过私产。他办案时，有一个原则，"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汉书·张汤传》)。张汤的断案因人而异，主要是看汉武帝的脸色。皇帝要重治的，他就重治其罪，皇帝想释放的，他便让轻平之吏去审理。对于豪强，则设法入之以罪，对于下户羸弱者，张汤虽具文上奏其有罪，而口头上则对皇帝说，请上裁察，上得汤言，往往释其人罪。他办过不少大案要案，得罪人太多，自己被陷害了。皇帝派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同上)他那是讨好上峰，结果汉武帝把一切冤案错案往他身上一推，他只能自杀。在历史上，张汤只能成为酷吏的代表人物。
审时：悬而不决疑案也许是最好的决择。
《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我所知道的李震之死》。1973年的10月21日，公安部长李震，那天半夜人失踪了。多方寻找，结果在公安部院子内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这个案子报到周总理那里，总理的判断，这个案子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是准备严查。案子反映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他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最终这个案子以自杀定案，实际上也只能如此。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李震之死，严查不严查的问题，实际上是让要不要因这个个案扩大打击面，造成权力结构的内讧。之前，李震代表公安部起草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但在公安部核心小组讨论多次还是不统一，最终这个报告流产，这让李震十分苦恼。有人认为，李震之死与这个报告直接有关，认为他杀的可能大，故要追查下去。而毛主席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许多党政干部受了不少委屈，让他们宣泄一下吐一点怨气有何不可，越是压得紧，以后的反弹也越是凶猛。他举例明末的三大疑案，说明有许多案子是疑案，事实上它很难断的。
良知：灵魂自我救赎的最后机会。
2014年，孟宪君65岁。他曾是安徽的一名检察官，籍贯辽宁，有着东北人的火爆脾气。临退休时，因一起自己认为“明显无罪”的案子被办成有罪，在二审判决结果出来了将近八年之后，他奔赴北京向最高检举报自己，最终换来安徽省高院对案件再审的决定。孟宪君这一行为，赢得社会好评如潮。他也终将载入史册，安心地颐养天年。
酷吏：剖心摘肝祸及全家无人同情。
武则天临朝执政时，疑忌天下人图谋叛变，便设置铜匦，令人检举告密。来俊臣脱颖而出。来俊臣天性残忍酷虐，迎合武后意旨，每推审一人，必定逼诱板引出数十百人，辗转牵连，造成冤狱，以逞其能，邀取功赏。又私自养无赖数百人，专令告密，撰写罗织经，网罗无辜，织成谋反罪状，心想陷害一人，便教其党徒，以相同事状，在数处告密，于是立即拘捕，用严刑拷讯，逼他诬服，以报私怨。所用酷法有：定百，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他发明的酷刑有：烧醋灌入犯人鼻腔或用铁圈梏犯人头，外加木楔，致使脑裂髓出，或掘地做牢，犯人进入，不死不得出，种种酷刑，惨不忍睹。因此往往随口诬供，前后诛杀多达一千多族。后来，权重势大，企图谋反，被杀。当时的人都互相庆贺说：“从今以后，可以安眠无忧了”。众人争相抉出其目，摘取其肝，剖心割肉，以马践踏其骨，顷刻之间，了无剩余，全家籍没。
历史是一面镜子。全方位熟悉历史，从中借鉴经验与教训，对于司法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历史上，“存天理、抑人欲、合国法”三者统一，是考量司法者司法水准的重要标杆。也就是说，仅仅做个技术型法官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危害的。人们通常把技术型法律工作者称为“讼棍”或者“酷吏”。同时，仅仅懂点法制史也是不够的。现有的法制史记述的主要是立法的演义进程，例如“鳄鱼”、“老虎”等断案这类反面典型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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