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我选了很喜欢的恒吉老师的“教育改革的国际比较”课程，这是一门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比较教育学的专业课程，每每上这类课程，我都会有一种“回娘家”的亲切感，大学本科的社会学专业背景，让我对这类课程都倍感亲切，且兴趣盎然。
在这门课中，“教育格差”是一个关键词。
什么叫做“格差”？这是社会学领域中怎么绕也绕不开的主题——社会分层，阶级分化。在教育的领域中，也存在着这种不平等不平均的阶层分化问题，近年来，“儿童贫困”的这个概念更是登上了教育学的热门研究方向。
今天课堂上主要讲的是美国的教育格差问题，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就是黑白之分的种族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十分突出，所以导致美国其他的阶层问题都被隐藏在“黑白”的巨大阴影之下，很难被社会群众所认知。
那么在教育中，如何能够让孩子们可以更早一点地认识到种族分化的问题，不会以肤色去随意的评判、以及差别对待他人呢？早在1968年，就有一位美国的小学老师做了以下这样的实验。
这位小学老师名字叫做Jane Elliott，在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之后，她觉得她有责任告诉孩子们这个重要的种族问题。因此，她在她所教的三年级的班级里，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因为她所在的小学位于美国北西部的一个小镇，镇上并没有黑人，所以，她把班上的同学以眼睛的颜色是蓝色的还是棕色的为标准分成了两组。
在一开始，她规定，与她一样的蓝色眼睛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很聪明，还可以享受一些“特权”，比如课间活动中可以多玩五分钟，优先吃饭，可以用玻璃杯喝水；而棕色眼睛的孩子都是笨小孩，不可以使用饮水池，只能用纸杯喝水，还不能跟蓝色眼睛的孩子玩，最后还需要在衣领上别上一个黑色的布条作为标记。
一开始孩子们对于这种突然的分化不太适应，但渐渐地，因为实际享有的“特权”完全不用，在孩子们中间很快形成了“蓝色眼睛”与“棕色眼睛”的分化，甚至他们之间开始充满恶意的差别对待行为。在第一天的下午，一个蓝色眼睛的小男孩，便带有歧视意味地叫另外一个男孩“棕色眼睛”，两个人还打了起来。
第二天，这个规定反了过来。老师说，她昨天说错了，其实棕色眼睛的才是好孩子，聪明的孩子，而蓝色眼睛的都是笨小孩，相应的，前一天的所有的规定也全部反了过来，这时，棕色眼睛的孩子把领子上的黑色布条也别在了蓝色眼睛的孩子们的领子上。
同时，作为附属实验，老师在实验的两天之间，对这些孩子分组地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的考试。而考试结果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天被判定为好孩子的时候分数更高，完成时间更短，而被判定为笨孩子的时候分数最低，完成时间也变得更长。
在最后的最后，老师把孩子们叫到了一起，让他们对自己这两天的经历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同时也让孩子们理解，就像眼睛的颜色有蓝色也有棕色一样，人的肤色也是有白色，黑色和黄色的。我们不能因为天生的差异而去恶意中伤他人，更不能差别对待任何人。
孩子们一边认真地听着，最后把别在领子上的象征性差别的黑色布条扔到了垃圾箱里。可见，孩子们完全理解了被差别对待者的心情，并重新对人种歧视有了思考。
当然，这个实验在当时以及之后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是一个关于人性的考验的实验，尤其是对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今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都是争议的焦点。
在我看来，最终的评论，只有当时参与实验的孩子们才最有发言权。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想虽然被规定为“笨孩子”或者“聪明孩子”对于当时的他们会有很多困惑不解的地方，但当迷底终于揭开，当把象征着差别的黑色布条扔掉的时候，他们是一定会有所收获和自己的思考。
其实，教育中的“格差”问题，与其他教育的问题一样，都属于社会问题，是很难靠学校和老师的“一己之力”来解决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研究者，政治家，更需要我们全社会的普通民众的共同协作。而协作的前提，就是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中的还存在各种各样的“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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