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德路做生意的行家，无不哑然失笑，都说李共成是命犯太岁，招惹无妄之灾，虽然胜诉，却无端花了一笔冤枉钱，买回属于自已的东西。瑞利公司最厉害，虽然败诉，但毫发无损，而且拿政府先前的批文做抵押，已在沙面做了一次循环投资。小店主真的玩不过大公司。这种事情，在商业社会，几乎无日无之。
茶楼主在1924年发生了一场因工资而起的劳资纠纷，工仔要求加工资，东家不答应，代表工仔的西家行便发动工潮，有些茶楼无法开门营业，有的虽然开门，但茶不靓水不滚，点心也少了，惹得茶客们十分不满。对广州人来说，茶楼是每天必到之地，一天不去，就好像闭目塞耳，不知世界发生了什么了。因此，茶楼工潮对他们影响太大，引得抱怨连天。
茶楼也有自已的行业公会--协福堂，设在桨栏路。理事长是茶楼业老行尊谭新义。他逝世后，由第二代“茶楼王”谭晴波接任理事长。各茶楼东家经常在协福堂聚会，交流市场信息，解决同业纷争，遇有官府迫于干预的事情，也在协福堂商量应付办法。这次纠纷，协福堂没有向官府求助，而是写信邀请西家行，到第三方的机器总会谈判，由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庭做和事佬。双方都派了十几名代表，面对比面协商，《广州民国日报》报导了这次成功的谈判：“首由东家行将工人所提出加工条件，切实答复加三，而西家行亦允让步，减去三眯，实要加三七。斯时各有讨论，后有黄焕庭居中做调停人，向双方宣布东西两家，应要再让一步，以谋解决。”由于双方都拿出诚意，最后各让一步，和气收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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