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民治的基础。广州商界在清代有七十二行商、商总会、九大善堂、广东自法会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商业发达的地方，市民化程序也相对较高。市民化程序越高，社会越稳定，越和谐。孙中山认同这种以民治为基础建设模范省的改革。他致函南洋各埠华侨称：“文与伍（廷芳）、唐（继尧）、陈(炯明)诸子本民治之精神，图根本之改造，举其荦荦大者，如禁赌、裁兵、废督、撤镇道，已一一实行。其它变革，亦将次第推行，以为各省模范。”
广州一向是番禺、南海二县分治，当改革和建设推进到一定阶段时，旧有的行政管理架构，便成了瓶颈。陈炯明认为广州作为全省行政中枢，原设立的市政公所，管辖范围太狭，除拆卸城墙、辟宽街道外，一切未遑计及，未足以言市政，而市政规划刻不容缓。
在广州城划出一个独立于番禺、南海两县的“市区”这一设想，民间很早就有人提出了。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广东全省农工商总局创办的《商工旬墙》创刊号上，主编江宝珩便撰文提出，“划出城厢内外为市区”，是振兴商务的前提之一。他特别指出：“此非市头之市，乃合城厢内久统一为市。”这被视为广州设市的先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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